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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23)

  与前面所论时代变迁约略相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从20世纪末开始的高教大发展。从1999年起,中国高校进入以远超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比例的大规模扩招的十年,研究生招生也相应大幅度增加。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的扩招规模,虽然未像其他能够“经世致用”的理工等学科那样大,但也远远超过了学科发展所能承受的速度。这就推动着指导教师与硕博士研究生们不得不全力寻找那些可能拓展的学术空间,此前相对被忽视的南宋历史的许多议题,就这样得到了他们的关注。除掉相当比例的不尽符合学术规范的选题外,这种外部因素对南宋史研究的正面推动作用仍然是相当明显的。近年来一些经修改出版的关于南宋史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就不乏优秀学术成果。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在其编纂出版的“南宋史研究丛书”中单列一项“博士文库”,经严格审稿出版的几部博士学位论文,就是显例。[32]

  因时代所形成的史家对南宋历史的态度也体现了这种影响。李华瑞曾征引了一些学者正面强调南宋历史地位的看法,其中尤以何忠礼为典型。他的《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一文,集中阐发关于南宋历史贡献的看法,从经济繁荣及经济赋税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文化发展、在抗击金和蒙元军事进攻的战争中表现的民族独立精神等六个方面,来评述南宋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南宋立国153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颇低。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视了南宋人民在抗击金和蒙元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更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33]这些看法得到了许多史学界同行的认同。只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简单否定批评南宋历史地位的意见的立场,从“其实南宋有着许多历史贡献,不能简单地批评它为偏安的小朝廷”的理由出发来说明它的重要性,那么,似乎仍未超越批评者的那种以成败论英雄的立论层面。

  人类历史现象纷杂万千,史家自然不可能全都关心。讨论民族历史,立意于阐发其文化精神遗产,当然极为重要,不过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对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有充分的理解,而无论其“强大”与否。历史上的“盛世”因其强大,可能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富有创造力,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有着被史家关注的充分理由,其他的一些历史时期,例如像南宋这样国力不强、疆域局促的朝代,却是民族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史家同样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就是本文试图对前人的意见略作补充之处。

  这样一来,我们观察的眼光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南宋时期,而应该从历史发展更长的时段着眼,来作分析。李治安、李新峰两位学者关于宋元明时期国家制度的历史继承问题的讨论,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李治安刊发多文,讨论宋元明时期国家制度的历史继承问题。他于2009年刊发的《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一文,梳理从宋元到明清我国历史的“南朝化”问题。他认为“南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历史的确存在‘南朝’‘北朝’两条并行的发展线索或迥然有异的两种制度状况。隋朝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但同时存在‘在野’地位的南朝因素(主要在江南)”。及至唐代中期,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这三大作为“北朝”制度核心、隋唐王朝依以立国的支柱性制度相继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与南朝相近的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制,“于是,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从另一视角观察,所谓唐宋变革,“实际上也是以上述整合及‘南朝化’起步的”[34]。经过北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最终由“南宋承袭唐宋变革成果”,所以南宋所代表的南朝线索是当时历史的“主流”,尽管“辽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线索也作用显赫”。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历史进入第二个南北朝时期的论点之所指。[35]他凭借对元代历史的深入观察,进一步归纳了“元朝与唐宋变革有明显异常的若干条”,认为具体表现在职业户籍制与全民服役、贵族分封制与驱口制、官营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农业经济财税的南北差异、儒士的边缘倾向与君臣关系主奴化、由军事征服派生的行省制和直接治理边疆政策这个六个方面。至朱元璋起兵反元,虽然在政治上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事实上,由于元统一及后来朱元璋父子的个性政策,北朝线索或北方体制在13~16世纪三百年间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16世纪中叶,才最终完成了它与江南体制的复合、交融与整合,最终建构起经济上江南因素为主、政治上北方因素为主的混合体”[36]。他所说的“江南体制”,就是指前文所说由南宋代表的“唐宋变革成果”。后来,他又另有专文,分别强调明代前期的北方体制,以及明中叶以后的南北整合与最终走向江南体制。[37]

  李新峰对李治安关于朱元璋父子奉行北方本位、继承北制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明初政治制度的来源相当复杂,汉唐、宋与元三个来源都存在,需要辨明的是孰轻孰重。“综合而言,明初的君主专制既有独特性,又有对各代大趋势的继承,对元朝的继承性则并不突出。”[38]不过他对于明代中叶以后制度的转向,即走向“南朝化”并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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