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子尚多，已经大致梳理清楚的却相当有限。典型的如关于后代以族权、绅权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从南宋一步一步演进的，就是一个迄今为止未能讲清楚的大题目，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南宋时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仍然只有含混的认识而已。因为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一个问题的两端，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孤立地去观察。
这样前后联系的观察方法，当然并非仅仅在讨论南宋对后代历史影响相关问题时才有意义，对于它与前期历史的联系，同样也有意义。落实到关于国家制度建设问题，也就是不能孤立地观察王朝初期的一些制度设计，视其为静止之物，而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制度常常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调整，王朝初期所构建起来的制度框架虽然重要，后续的调整同样有意义。北宋是如此，南宋也当如此。譬如国家财政，南宋初年的种种建置，征榷制度的更张，征调项目的创设，赋役征敛的扩张，中枢财政管理机构的调整，乃至经界法的推行等，如果不充分了解北宋后期的财政史，与之相联系，恐难以厘清。特别是宋徽宗（1100～1125在位）年间的制度创设，实为南宋初年许多制度的溯源所在，是理解南宋初年建置的起点。另外，炎兴（1127～1162）以下，若以为南宋国家财政就依其初年建置的格局而一成不变，当然也有违史实。实际上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随着政治经济以及内外军事形势的变化，赋税与财政管理层面都会出台一些调整措施。简单举例，宝祐（1253～1258）以后，地理格局上西川残破，广西从大后方变成了战略前线，军政体系上兵力的重新布局与新军的组建，从中央到地方财政管理体系的更张，都必然会使得从南宋初年形成的户部—总领所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央与地方财赋调拨系统做出必要的调整，可惜迄今未见学界有具体深入的讨论。即如郑兴裔（1126～1199）所言“自军兴以来，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44]，实际的状况，在炎兴、乾淳（1167～1189）及其之后各不同时期，演变过程也很复杂，存在着相当的讨论余地。
与此相类似，即便就南宋初年的建国过程而言，目前在许多方面我们仍停留在想当然的认识之上。相对而言，学界对南宋中枢行政演变的讨论略多，例如三省制度，等等，其他方面则多语焉不详，认为是北宋制度的自然延续而已，实际上当然不可能如此简单。例如关于北宋的漕司路到南宋的帅司路的变化，就值得深入分析，其他各方面大多类此。
这样从“关系”出发来观察南宋时期的史事，值得引起史家关注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绝非仅限于前面举例所及的范围。李华瑞讨论淳祐四年（1244）阳枋（1187～1267）《广安旱代赵守榜文》，提出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他认为这篇榜文提示了南宋广安军地方社会的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这篇榜文把朱熹感召和气以救荒的思想运用到广安救荒活动中，昭示着朱熹的理学思想在理宗时代已深入基层社会，成为下层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行为准则，或认识问题的方法原则”[45]。坦率说，仅仅因为某位道学家在其为郡守撰写的谕民榜文中提到了朱熹“感召和气以救荒”的说法，是否足以证明朱熹的道学（理学）思想已经深入基层社会，成为下层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行为准则，笔者有所保留。但是，他从这篇榜文所观察到的关于道学思想如何渗透基层社会的问题，的确是关乎南宋乃至整个帝制后期中国社会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在文化史与政治史相关联的领域，此前学界已就道学何以在党禁打击之下仍能保持其影响力问题，有过不少讨论，但是在文化史与社会史相关联的领域，类似的关注与讨论则付诸阙如。
南宋史领域一些相对传统的议题，例如权相政治、宋金宋蒙关系、经济发展与区域开发、科考与社会文化等，如果能够调整视角，更多地从不同历史现象相互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孤立地去观察，都可能有新的收获。就拿权相政治来说，将各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孤立起来讨论，还是重在相互比较与联系，有时就可能会有不同的观察结果。[46]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历史资料与研究现状的关系问题。论者无不意识到南宋——尤其是其后期——存世资料过少，对学术研究有不利影响，这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不同历史时期存世资料各有特点，一般所谓南宋后期存世资料过少，是与北宋或者南宋前期的情况相比较而言的。如果与明清时期相比较，那么即便是北宋或者南宋前期仍难称充沛，但如果拿南宋后期的情况与隋唐五代或更早的历史时期相比较，则应该可算是相当丰富了。因此所谓资料少影响了研究的展开，从某种程度上讲，主要也是指对南宋中后期文献的处理方法类同于北宋或南宋前期那种类型而言的。实际上，学界对于处理隋唐以前印刷术未普及时期的历史资料的方法，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如果能够认真参照、借鉴，更精心、深入地研读存世文本，南宋史研究状况会有所改观，这是不用怀疑的。其次，与北宋及南宋前期相比较，所谓南宋后期资料过少，主要指诸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宋会要辑稿》那样一些基础文献的阙如，影响所及，主要关乎国家上层政治层面，但在另一些方面，例如文集、地志、笔记、考古材料，等等，则并不见得少，有些还明显多于北宋与南宋前期。所以，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研究拓展的余地并不比北宋或南宋前期为少。学术史上也已经有学者为我们做出了明确的示范。[47]当然，相比于资料更为丰富的那些时期，讨论南宋中后期历史，要求研究者更多智力与毅力的投入，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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