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一书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由东方学传统出发，西方学界对于热带地区的研究蔚为大观。1952年，美国著名的动物学家Marston Bates出版《那里从无冬天》（Where Winter Never Comes：A Study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Tropics）一书，指出包括南部亚洲在内的热带地区曾经创造过繁盛的文明，是古代人类精神和物质能量的重要源泉。两年后，1954年，美国学者何伟恩（Herold.J.Wiens）《中国向热带进军》（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一书，从地理和历史角度，考察中原文化、政治和人口向南方的迁徙和渗透，以及与南方非汉文化之间的相遇与碰撞，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南迁的几次大趋势，并将之视为汉民族移民、同化边地以及非汉族群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与内地同质的过程，中心-边缘、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在该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对热带地区以及古代中国南方地带的研究一时间大量出现，这一点可以从《朱雀》一书的参考文献中看出。
薛爱华介入这一领域的视角和成果又有其鲜明的个性，我们只需注意《朱雀》一书在其整个学术著作版图中的位置就能看出这一点。1947年薛爱华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五代十国的南汉国史研究，其地域与《朱雀》所论基本一致。延续对中古中国岭南地区的兴趣，作者1954年出版第一本专著是对五代十国中的闽国研究。1963年，作者完成他关于唐代中国舶来品的巨秩《唐代的外来文明》，充分了解唐朝社会、文化史的同时，作者实践了自身独特的透过物质文化了解时代观念和社会生活的方法。作者将这种方法再次施用于自己已然熟知的中古岭南地区时，便顺理成章地成就了1967年出版的《朱雀》一书。此后作者的一系列专著、论文、札记或随笔，几乎都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源头或因由。
和《唐代的外来文明》一样，《朱雀》一书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者的渊博与敏锐，这是与薛爱华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其中有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人类学的眼光。薛爱华20世纪30年代中叶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本科时，主修物理学和哲学，之后很快对人类学感兴趣，转学至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克虏伯（Alfred L.Kroeber，1876～1960）和罗维（Robert Lowie，1883～1957）。两人都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早年的学生，是当时美国人类学界的号角人物，其中克虏伯还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办者之一。博厄斯通过对印第安人部落的深入研究，提出历史独特论和文化相对论的主张，强调每一种文明独特的发展面貌和历史价值，反对任何将多元的人类文明化约为单一法则的做法，提倡研究者只有从自身所在的种种价值标准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深入另一种文化和思想，进而发展出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博厄斯对美国人类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以至于晚出半个世纪却以博厄斯为精神教父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曾这样说：“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事实上，身为弟子的克虏伯和罗维二位，不仅继承了博厄斯的学术精神，更在具体实践中有所拓展。克虏伯是用比较研究民族志的办法分析复杂的现代文明社会高级文化的首批人类学家之一，将人类学和文化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长年在拉丁美洲做田野调查，在当地搜集了大量方方面面的文化数据。薛爱华在伯克利求学时，克虏伯撰写的人类学教材正风靡全美人类学界。薛爱华的另一位导师罗维，则熟悉各种历史民族学理论，明确反对进化主义理论，中国语言学家吕叔湘曾经翻译过一本有名的大家小书《文明与野蛮》，正是出自罗维之手。
正是在克虏伯和罗维指导下，进入中国研究之前，薛爱华已经具有一重坚实的人类学基础，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以后观察中国的视角、解读文献的方法和搜集材料的能力。因此，《朱雀》第二章“华人”开篇不久，薛爱华以张籍《送南迁客》一诗“去去远迁客，瘴中衰病身。青山无限路，白首不归人”点题，切入李翱的《来南录》，接着以长镜头式的表述语言，呈现由长安一路南下的景观与闻见。这种视文献如田野的眼光，必定来自人类学的训练。
薛爱华与博厄斯之间除了学术师承之间的渊源外，还有一层间接的联系。德国著名的东方历史语言学家劳费尔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便前往美国，就是听从博厄斯的建议，进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此后劳费尔得以多次前往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实地考察，并购置大量的古代物品。从具体物品出发，劳费尔发现了亚洲不同文化区域之间丰富而复杂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贡献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中国伊朗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劳费尔的研究无疑带给薛爱华甚多启发，《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可以说就是基于《中国伊朗编》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入。劳费尔独树一帜的研究正源于他早年奠定的比较语言学基础。对于亚洲各地语言的了解，使得他能够更好地利用在这些地区所发现的文献、碑铭等记载，加上考古学的成果和人类学的视角，他往往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触类旁通。很可能正是受到劳费尔研究风格的吸引，在赵元任等语言学家指导下具备中文初步基础，后又经过“二战”中断，薛爱华回归学术界时，选择了追随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历史语言专家卜弼德（Peter A.Boodberg，1903～1972）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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