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指出，“旁通之道”的要义之一就是“突破断代史的藩篱”[21]，这其中又包含两层具体的含义。首先，辽金史研究绝不能就《辽史》论辽史，就《金史》论金史，而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先生起初主攻金史，后由金史入辽史，并始终坚持二史兼治，自不待言。其次，辽金史研究者最好能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他解释说：“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兼治蒙元史或民族史则可拓展学术视野，以收触类旁通之功，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不过，他自称：“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笔者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实际上，“旁通之道”不仅是他心向往之的学术理想，而且更是其努力践行的学术追求。
从先生的学术背景和实际研究来看，他始终与宋史有着不解之缘。他最初就是在邓广铭先生的引导下，通过在宋代文献中查找《大金国志》的史源以及点校《三朝北盟会编》这部宋人史籍而进入辽金史研究领域的。此后，他对宋史有着长期的关注，并致力于宋代文献及政治文化的研究。在他的论著中，就有若干篇研究宋代文献的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三朝北盟会编〉研究》《宋代使臣语录考》。[22]在他所研究的宋代文献中，大多含有辽金方面的重要史料，所以他说“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可谓其研治宋史的经验之谈。
政治文化史一直是先生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因宋代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中具有重大的转型意义，故他对宋代政治文化关注尤多，且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影响最大的非《“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莫属。[23]此文对历代王朝用以阐释政权合法性的五德终始说之消亡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考，结果发现五运说之终结其实是宋代儒学复兴、道德教化的结果，并进一步指出其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均做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那些政治伦理观念后来成为元明清时期的普世价值观，这向我们指引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该文视野宏阔，卓有识见，论证分析鞭辟入里，解决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问题，故一经发表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先后被翻译为英文、日文，如今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的必读篇目。此外，先生还曾对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宋太祖誓约及誓碑之真伪等问题做过专题考察[24]，亦为其宋史研究的精品之作。
由此可见，先生的学术领域实不限于辽金史研究，而是一直将宋史作为兼治的对象。尽管他曾谦称自己“没有打通宋辽金史的野心”[25]，但邓小南教授认为，其实“他心中是真正要把宋辽金进行通体研究的”[26]。在先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一书勒口处的作者简介中，他将自己的专业领域界定为“辽金史、民族史，兼治宋史”，这或许才是先生对自我学术定位的真实反映。
不过，随着先生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他逐渐认识到，兼治宋史固然对扩大辽金史料范围及借助唐宋制度研究辽金汉制方面有所帮助，但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宋代文献中的辽金史料大多出自宋人的辗转记载，有许多以讹传讹乃至演义杜撰的内容，难辨真伪，而且缺乏涉及契丹、女真传统民族制度及核心政治议题的史料，故仅仅打通宋史，还不足以使辽金史研究全面走出困境。近年来，先生日渐意识到“旁通之道”的另一个突破方向——打通蒙元史的重要性。
契丹与蒙古同属北方游牧民族，两者在民族传统、部族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天然的共性。女真与契丹、蒙古的民族谱系虽有所不同，但金元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尤为密切，加之元代文献中也保存着不少辽金史料，因而打通蒙元史对于辽金史学者而言，或许是更为迫切的事情。对此，先生早就心知肚明，不过由于他最近几年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政治文化及思想文化史上面，故而未能集中精力开辟蒙元史这一新的专业领域。不过，其实先生近年也已开始尝试朝蒙元史方向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譬如，他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元代治河文献《河防通议》一书的源流及其内容做了详细探讨，并从中发现了金《泰和律令·河防令》的11条令文。[27]其尚未发表的遗著《历史是怎样写成的？——郝经雁帛书故事真相发覆》，是一篇纯元史的作品。此文对流传甚广的郝经雁帛书故事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辨析，最终探明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的书写过程。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仅仅是他涉足蒙元史的尝试之举，若天假以年，他或许会在这一领域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我印象中，大约自2010年以后，打通辽金元是先生训诫我们学生时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希望这个学术理想能够在学生身上得以实现，故思之深，责之切。出于这一目的，近年来，他指导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找一个能够贯通辽金元史的题目。例如，他让陈晓伟博士研究北族王朝的行国政治，这就牵涉辽金元时代的捺钵、斡鲁朵、行朝等方面的核心问题。至于目前在读的两位博士生苗润博和赵宇，先生对他们的论文选题也有同样的要求，这也是他患病期间始终难以释怀的一桩心事。先生临终前，特意将二人托付给张帆教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张帆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地进入蒙元史领域，最终实现打通辽金元史的目标。先生生前的第二大心愿是希望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能够在学术上超越自己，在他看来，贯通辽金元史是超越他的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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