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从宋人史观中剥离史实，就不能局限于宋人所说，应当在更长时段、更广空间内把握历史。就宋初的设法立制来说，学界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从宋初谈起，至少要将眼光延伸到唐末五代，甚至中唐，学界前辈邓广铭、王赓武、邓小南、李锦绣等对此已多次呼吁，只是具有如此眼界的优秀作品目前仍然不多。此外，学界在讨论宋初史实时，对于五代影响涉及较多，对于南方诸国的影响则很少涉及。前举陈寅恪之语、知州通判的例子都提示我们，南方诸国尤其是南唐吴越对宋代的历史文化有诸多方面的影响。研究唐宋时期的历史，不能仅仅因为宋承继五代，就将眼光局限于五代，南方政权的影响也应该考虑进去。我们期待着未来唐宋史学界能产生一批时段上跨越中晚唐至宋初，空间上包含五代十国的优秀作品。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304页，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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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
[2]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78页。
[3]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黄约瑟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第153～242页。内藤之文原载『歷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译文误为1910年。
[4] 对起讫点认识的差异，与研究领域的不同有关，比如“政治变革”终点为宋初，“儒学变革”则是在北宋中期。参看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2006，第144～146页。
[5]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第130～134页。
[6]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第7955页。括号中为原书注释，下同。
[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中华书局，1986，考523。
[8] 吴枫、关大虹：《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9] 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隋唐五代》，人民出版社，1996，第126～136页。
[10] 贾宪保：《论中晚唐的中枢体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11] 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文津出版社，1994，第140页。
[12]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第261页。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中华书局，1956，第8093页。
[14]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杜悰”条，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82～83页。
[15] 与“唐宋变革期”相比，“唐宋之际”或“唐宋之间”并不能体现五代十国在唐宋转变中的地位，反而容易因为夹在唐、宋两个辉煌王朝之间被忽略。
[16] 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17] 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载《唐研究》第11卷，2005。
[18]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19] “南朝化”系唐长孺提出，意在说明唐代历史的发展更多受到东晋南朝的影响。参看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486～491页；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0]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附录《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中华书局，2010，第368页。
[21] 严耕望：《通判不始于宋说》，载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805～807页。
[22] 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57～65页。
[23]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1]
丁义珏
宋朝官僚制度素号繁难。邓广铭、宫崎市定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研究者把官制作为宋史研究的关键领域，不仅为辨名物、考源流，实是因官制演进与变革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之一，也是通体理解赵宋王朝的钥匙。此后，梅原郁、龚延明、邓小南等学者又将宋代官制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大为推进，但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仍以文官为主。20世纪70年代，刘子健就批评宋史研究中存在与宋代一样“重文轻武”的现象[2]。而按梅原郁的说法，宋代武官的数量与文官不相上下，甚至还“凌驾”于其上[3]。即便只从所涉群体的庞大基数来看，宋代武官制度、武官群体的研究都有待开拓与深入。
以往涉及武官的研究，以王曾瑜、何冠环、陈峰等为代表，相对偏重武将、军制等议题。然正如王曾瑜所言，宋代“武官”不能依现代观念理解为军人。武将、军职等职业军人，只是武官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4]。而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以下简称《文武之间》）正是择取武官中，主要不是军人的“武选官”群体进行专项研究，更显现出特别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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