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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4)

  纵观先生的学术生涯,他虽以辽金史名家,但并不满足于在该领域内所取得的现有成果,时刻思考着辽金史研究的出路在何方。为此他朝各个方向努力践行着其所谓的“旁通之道”,从兼治宋史到打通蒙元史。他的这些探索为后来的辽金史学人指明了方向。

  三 “入于汉学,出于宋学”:最理想的治学路径

  刘浦江先生不仅学问精湛,而且还具有十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历史学界的整体面貌及发展趋向都了若指掌,并时刻反省自身治学路径所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目标。近几年来,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当今史学界普遍存在的“碎片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历史研究日益陷入碎片式的微观实证研究。一方面,研究议题越来越琐碎,大多热衷于对史事的细节考证和个案考察,缺乏全局性、整体性的关照;另一方面,专业分化越来越精细,各断代史或区域史之间壁垒森严,研究者往往穷其一生在某一领域内钻研探索,缺乏跨断代、跨区域乃至跨学科的贯通意识。这种倾向虽有助于史学研究的深度掘进,但也导致整体史学的衰微,宏观重大题材研究的缺失,从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边缘化”的现象,为史学界许多人士所诟病。

  在这种状况下,历史研究者也逐渐分化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治学取向。一类倾向于毕生皓首穷经,以烦琐考据和微观基础研究自矜,其学问深度虽无可挑剔,但整体器局未免过于狭隘。另一类则坚持“宏大叙事”主题的研究,善于阐发义理,关注大理论、大关怀、大问题,格调虽高,但往往流于空疏。在有关史学“碎片化”的论争中,上述两类治学取向往往相互对立,彼此责难:前者讥后者疏阔,经不起推敲;后者讽前者细碎,上不了层次。这一现象颇类似于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几年前,有一次先生向一位考据学家请教问题,谈到某位以义理见长的著名思想史家时,那位学者对这位思想家的学问予以严厉批判、全盘否定,言辞颇为激烈。先生听后大为吃惊,目之为当代版的“汉宋之争”,并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正确的学术态度“应该是取其长而弃其短,追求互补,若是矜己之长而攻人之短,势将不利于学术的进步”。[28]

  此后,他就时常思考史学“碎片化”及“汉宋之争”的问题,并考问自己,历史研究者究竟应该追求怎样的学术境界。在他看来,要成为一流学者,既不能陷入“碎片化”的史学不可自拔,也不可执拗于汉宋门户之见,而应兼容并蓄,博采众长。2014年3月22日,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第十届史学论坛的开幕式上,先生就此话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论学术的讲话。在这次演讲中,他将其认为最理想的学术研究路径精辟地概括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这可谓是先生对其一生学术经历及思考心得的高度提炼,需要加以详细解读。

  先生所说的“汉学”是指清代乾嘉以来形成的考据之学。他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也唯有做实证研究才能真正进入史学的大门。由“汉学”入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其一,可以充分接触历史文献,接受全面的文献学训练,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其二,养成实证研究的习惯,今后即便研究宏观问题,也能在具体论证时脚踏实地,避免天马行空般的自说自话。这两点意义是先生十分看重的,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种路数。他早年通过文献考证研究走上史学道路,练就了极为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考据功力,[29]他的所有研究无不是以扎扎实实的考证为基础的,同时这也是他在培养学生时,对我们的一个基本要求。

  “入于汉学”一语比较容易理解,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学者进入历史学领域的一般路径。不过,对不少人来说,一旦入门可能就意味着学术畛域与路数的基本定型,今后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在先生看来,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或重复一种学术路子未必是什么好事,可能意味着学术创造力的枯竭[30],因此他时常思考如何突破自己的学术瓶颈,追求更高的目标。“出于宋学”就是他认为最理想的一种学术境界。

  这里所说的“宋学”可泛指与考据相对的阐发义理之学,然就具体的史学研究而言,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研究全局性的宏观问题,二是研究跨断代、跨区域甚至跨学科的重大题材。先生认为,当一名学者进入学术成熟期之后,就不能再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做鸡零狗碎的烦琐考证,而应尽量做有分量、有影响的“大文章”。那么,怎样才能做出“大文章”呢?这就要求史学研究者一方面要“小题大做”,在从事微观研究时,注意其背后能否牵引出更高层面的中观或宏观问题,此即上文提到的“上层次”;另一方面又要“大题大做”,突破断代史、区域史以及传统王朝格局体系的藩篱,关注和研究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脉络中重大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不过,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因学力尚浅,恐不足以把握牵涉面广的大问题,故可先从“小题大做”入手,但中年以后就必须朝“大题大做”而努力。[31]以上谈到的这些就是所谓“出于宋学”的基本内容。尽管先生明确提出这一主张时间较晚,但事实上,他早已在其学术研究中默默实践着这个治学理想。上文谈到,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多具有“上层次”的问题意识,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映。在此,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他在拓展学术视野、研究宏大问题方面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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