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选官与军职之间有通道，即军校的“换前班”。
在高层，武选官与军职殊途同归，在品位和职位上都走向一致。[29]
目前争议较大的，即军职是否品位、职位合一，带不带武阶标志。王曾瑜举例说明：至少庆历以后，军职很可能是带武阶的，有的是有品的低阶，有的是无品，而且甚至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战士都有可能带武阶[30]。更进一步地，他倾向于将军职算作一种纯粹的差遣，而不是品位与职位的合一。他不仅将三衙长官、四厢都指挥使至都的十将、都虞候、承局押官之类视为军职，甚至将部署（总管）、钤辖、都监、监押、巡检等本书作者认为是武选官常任的差遣，也都可以视为军职[31]。这样就树立了一个与本书作者迥异的解释体系。带杂阶在禁军中任职的低级军官，与带武官阶担任都部署、钤辖等的统兵官只有高低之分。但军职到底是否有阶，实际和上文提到武阶范围的问题一样，很可能不同时期情况不一。因此，要寻找到最优的解释，只能进行分时段的研究。
要之，作者对“武阶”的范围、军职是否带武官阶等问题的处理，仍有争议。但暂时放下外延边界的争议，若从群体的核心特征去观察，“武选官”概念的提出直指宋代官制、官僚群体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在宋代文官士大夫、“行伍”（军职）的身份认同都比较确定的两端，存在一个非文官、非“行伍”的庞大群体是毫无疑问的。《文武之间》承认武选官与军职一同构成与文官对立的武官群体，承认宋代文武分途愈加严格[32]，在此基础上，刻意将武选官与军职剥离，强调其相对独立性，特别是非军、非“武”的一面，造成实际上的“三途分立”。换句话说，宋代“文武”分途其实是“文”“杂”分途。杂类之中宜分为武选官与军职，故造成实际上的文官、武选官与军职三途分立。这确实是极富洞见的判断。当然，“剥离”该如何更细密准确减少争议，仍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但提出“武选官”群体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宋朝的官僚制度向来号称复杂，但这复杂原本主要体现在文官方面，我的研究则让武官的情形也变得复杂起来。”[33]或许这“复杂”，正是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的新起点吧。
二
本书上编《从内职到武选官：第三种官僚的诞生》阐述“武选官”群体的形成过程。时间跨度从晚唐、五代直至北宋真、仁时期。阎步克曾提出中国古代品位结构变迁的五线索：贵—贱、士—吏、文—武、宫—朝、胡—汉[34]。以往对宋代武官的讨论，往往是在“文—武”线索上展开的。但作者回溯至晚唐，渐次梳理至北宋前期，创造性地引入了“内—外”（类似阎氏的“宫—朝”关系）的认识线索[35]，使“第三种官僚”和“三途分立”说得以成立。
第一章《新官原从“末世”生》表面上看只是研究武选官阶名称的来历，实际的着眼点是群体：五代至宋初的“内职”，亦即北宋武选官群体的“前身”。唐代后期的“诸使”发展到北宋，绝大部分都失去实职变成纯粹的武官品阶，这已是制度常识。但作者却不厌其烦地将这些“使名”分类，再逐一追索其“实职”在晚唐、五代与北宋的变化轨迹。正是因为“诸使”原来的本职包含了宫廷日常生活及宾赞事务，又涉及皇权从外朝收拢的非宫廷事务，加上“使臣”们有皇帝近侍的属性，使后来从事此职的群体有了皇帝“内职”的身份。
第二章《从“陛下家臣”到帝国武选官》认为“内职”到了五代相当于君主的“家臣”，具有“亲而不尊”的特点，作者称之为“结构性孤立”。随后论述自五代至宋初，“内职”官僚群不断被派往外任差遣，一方面使得内职外任渐成常态，特别是内职参与统兵守边成为分割藩镇军权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不担任本职工作，“内职”头衔符号化、品位化，开启向“武选官阶”演变的进程。到了真宗时期，“内职”基本上失去了“内”的属性，与皇帝近密关系弱化，走向外朝。其头衔即演变成纯粹官阶名称。本章论述堪称精彩。但作者为了说明五代宋初的内职官僚同文臣、禁军、藩镇都有距离，便于为皇帝所用，而使用了“结构性孤立”的说法。经过上下文的铺陈，“孤立”可以理解，但何以是“结构性”似未加说明。此处若有更精准的概括，不仅能加强论证的严整性，也利于后来学者的引用。
第三章《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的重点是武官品阶等级及其形成的原因。本章分两部分，分别说明诸使、使臣变为“武选官阶”，刺史至节度使等“牧伯”官走向遥郡、正任的过程。
读罢上编会发现，作者回溯至晚唐、五代讨论武选官的“前世”，对于入宋后的“今生”颇有解释力。但在“北宋”的时间段内，对于北宋中后期的讨论分量不足。上文也已提到“武选官”“三途分立”之所以会受到质疑，都与对北宋中后期的讨论薄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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