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00年以后，先生逐渐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辽金史的束缚，开辟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他一直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兴趣浓厚，通过研究辽金王朝德运之争与正统性问题这一契机，他敏锐地抓住了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传统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重大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除上文提到有关辽金正统及“五德终始”说终结的两文之外，还有《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与《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32]。若将这四篇文章整合起来会发现，他为我们勾勒出了以王朝正统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自魏晋以降直至明清的整部发展演变史[33]，展现出其宽广的学术视野与宏阔的学术气局。近年，先生又申报了题为“历史学视野中的正统论——以华夷观念为中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将其研究议题转向思想文化史方面，对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华夷观念及政治遗民等问题亦多有关注，并在远离他自身专业之外的领域做出了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他新近发表的文章《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竟是一篇近代史研究的作品。此文深入剖析和解构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色彩被不断涂抹的经过，以及国民党对洪杨、曾胡政治立场的复杂纠葛[34]，颠覆了人们对此问题的传统认识。该文发表后，赢得了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好评。一位中国古代史学者能够做出这样既有深度又有思想的近代史研究论文，殊为难得。这篇文章再加上他病中刊出的另一篇《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35]，共同为我们揭示出自明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生长过程，这种研究思路正符合先生“出于宋学”的治学理念。
先生在做学术研究时，习惯将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心得体会随时记录下来，以备日后总结反思，从中我们得以了解他学术探索的轨迹。前些年，先生曾摘录了几段日记总题为“心路”，分享给我们学生参考。当时他正在着手做明清华夷秩序方面的研究，在2011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近两日反复考虑，决定先做两个题目，一是“从明代的华夷之辨到清代的华夷秩序观”，二是“文化认同与政治忠诚——遗民问题研究”。主要是考虑到这两个题目都涉及元明清时代，有些问题还有交叉或关联，所以在读书搜集材料时不妨一块做，既可以提高效率，又能相互观照。
这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前一个题目可能需要一直梳理到民国时期，材料、问题、学术史都很陌生，不过这对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是非常有利的。准备拿出半年时间来读书找材料，寒假能动笔就不错了。
研究这样宏大的问题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符合严耕望先生中年时大题大做的主张。一定要坚持几年，把这本书写出来。
从这则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敢于挑战陌生领域的勇气，“大题大做”、研究宏大问题的意识，以及坚持不懈、持志恒定的决心。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摸索，他最终选定乾嘉时代“倒错”的夷夏观问题作为切入点[36]，开启他的系列研究，此后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等文章都是由此生发而来的。可惜先生列出的研究题目还有很多，但天不假年，他永远无法完成这部最能体现其学术高度的书稿了，这不啻为一个巨大的遗憾！在了解了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这些心路历程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提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理想治学路径绝非信口开河，而实为其苦心孤诣得来的至理箴言。[37]
还需一提的是，“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不仅是先生个人的学术理想，也是对我们学生的基本要求。近年来，他日益感觉到我们学生目前所做的研究也明显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尽是些微观考证，宏观思辨能力严重不足，故而在这三四年中，他指导学生时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要努力“上层次”、提高思辨能力，甚至到了耳提面命的程度。这也是先生对我们最为不满和揪心的一件事情，甚至病中他还群发短信训诫大家说：“《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连续刊载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的笔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翻。虽然我本人的学术路子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我在反思，是否我培养学生的方法比较容易导致这种倾向？你们都应该警惕这一点。”可见这件事确实是他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我想在这世上，恐怕只有先生才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指陈我们的缺陷，他培养学生的方法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学术视野不够广、人文关怀不够深、思辨能力不够强。言犹在耳，先生的这一番话会一直鞭策我们努力提升学术研究的层次，调整学术路子，最终成为他所期望的那一类学者。
先生虽由“汉学”进入史学殿堂，并长期在辽金史领域耕耘，但他始终认为学无止境，一名优秀的学者不能将自己限定在某一固定的畛域，复制着同一种学术路数。所以他开始毅然决然地走出辽金史，努力探寻多元的研究路径和恢宏的学术格局，并通过“出于宋学”，进入一种通达的学术境界。邓小南教授这样评价先生的学术：“浦江一方面学术敏感性、悟性突出，另一方面学术自觉性、自律性很强。他对学界整体脉络、演化趋势的把握，以及对个人治学目标、学问路径的认识都了然于胸，毫不混沌。……他希望挑战重大题材，追求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38]陈侃理博士则称刘老师一定是“以通儒自期的”[39]。这些评论对于先生而言，是十分允当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悟性突出、自律性强、对自我学术路径有长远规划的“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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