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浑卢尼文突厥碑铭的释读者汤姆森（V.Thomsen）在他早期的著述中确实把碑文中出现的“契丹”一词转写为Qitay，但在他去世以前的最终定稿中已经意识到对末尾音的处理有所不妥，转而采取了在Qitay一词的末尾字母y头上加短波浪线的转写方案，以表示该词的尾音中含有鼻音的因素。伯希和注意到这一点，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马可波罗注释》一书中对“契丹”词条的考释中表示接受，并举出了暾欲谷的相关转写例证加强其说。[7]但不少学者并未注意到汤姆森所做的自我修正，仍使用早期的Qitay转写方案，如波兰阿尔泰学家柯特维奇（W.Kotwicz）在其所撰的关于契丹名称的短文以及与人合作的解读阙利啜碑文的论文里均采取相当于Qitay的Qitaï转写形式。[8]以后在魏复古与冯家昇合著的《辽代社会史》中则把鄂尔浑突厥文碑志中的契丹转写为与Qitay近似的Khitāy[9]，大概由于这部在西方学界名声卓著的辽史巨著的影响，直到10多年前傅海波（H.Franke）在为《剑桥内亚史》撰写有关契丹-女真的专章时，仍然以为古突厥碑文中的族名契丹应当转写成Qitay。[10]实际上在1968年特肯（T.Tekin）的经典之作《鄂尔浑突厥语语法》中已经明确把这个让汤姆森先后意见不统一的字母确定为腭鼻音，并采取字母ń的转写方式以区别于通常的鼻音n。[11]突厥文碑文中的契丹在他的书中都统一转写作Qïtań。[12]以后这种承认古突厥语中存在腭鼻音的现象以及这一由特肯所提倡的转写方案遂得到国际突厥学界的普遍承认，只是有的著作采取了ñ的转写方式，还有的著作则采用字母组合ny来表示。但这最后一种方案因为容易使人误解为表示一个辅音组合，所以使用它的学者已越来越少。[13]以色列突厥学家埃达尔（M.Erdal）在最新出版的关于古突厥语语法的专著中，结合这个腭鼻音在现代突厥语各方言中的残存现象（主要是西伯利亚列纳河流域的突厥语），再次确认了其存在并分析了其演变的方向，指出在比鄂尔浑碑铭晚的出土于中亚或新疆的古代突厥语写本中，它大多变成了y；其中在吐鲁番出土的卢尼文文献中，它实际上已经发类似iy的读音。[14]这比以前葛玛丽所做的考察更进了一步，故古突厥碑文中的“契丹”一名以腭鼻音收声的意见堪称定论。[15]
以上之所以不惜笔墨介绍国际突厥学界研究的进展状况，是因为这和我们所要讨论的契丹小字中的拟音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起步之后，随着学者们从小字中识别“契丹”名称工作的进行，该词小字形式的拟音问题也就成为诸家关注的焦点。而在这一过程中，鄂尔浑古突厥文中所保留的“契丹”的转写形式因其时代的古老，再加上学界也意识到历史上契丹与突厥人的关系密切，于是成为大家开展拟音工作时必须参照的重要依据。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的契丹文字学界所接触到的国外对鄂尔浑古突厥语文研究的成果都是20世纪前期的较为陈旧的结论，远远滞后于突厥学的最新进展，因此并不了解古突厥碑文中的“契丹”是以腭鼻音收声的情况，多数学者以为出现在那里的“契丹”一词当转写为Qitay的形式，少数学者虽然注意到国外学者采取的-ny转写形式，却未深究这和Qitay究竟有无实质上的差别，所以在论述中常常也和后者并列引用。这样一来，学界所拟出的关于契丹小字中“契丹”一名的尾音中自然就多有-y/-i音。[16]而且有的国外学者也持同样的误解。[17]在上述这种学术背景的整体影响下，我们对于《辽朝国号考释》一文强调古突厥碑文中的契丹一词以阴声收尾，并以此来印证小字中契丹一名读法的论证方法就可以理解了。[18]究竟契丹小字中“契丹”一词的尾音应该拟作[i]还是作[n]？笔者对此不好妄加评判，仅指出一点，根据塞诺（D.Sinor）、孟格斯（Karl H.Menges）的观察，从契丹语的亲属语言蒙古语和残留在通古斯语中对它的称谓来看，其存在形式都应该是Kitan或者它的变体（如蒙古语中常用其带-t的复数形式：乞答惕，而在某些通古斯语中，尾音-n变化成-r或者脱落）。[19]如果再结合它在女真文中的类似读法，那么我们无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从蒙古高原直到黑龙江下游的滨海地区，再向北延伸到西伯利亚这么广袤的区域内，“契丹”一词的尾音均为鼻音或腭鼻音及其变体形态，而尾音作半元音-y/-i的情况仅见于中亚和西亚的语言中，如同刘教授在文中所引证的西辽的名称：“呷辣吸绐”。这可以用前述埃达尔所分析的在中亚一带的突厥语文献中腭鼻音的变化规则来阐明。所以对倾向于给契丹一名拟音作[i]的学者而言，他们还需要对这种不合以上语言分布规律的例外情况做出圆满的解释。
在重点指出了以上这个带有共通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本文该节中作者的研究结论：契丹小字的材料表明，契丹国号的全称应是“哈喇契丹”，这正是契丹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该书第48页）。这一结论实际上是用新的材料对陈述先生的早年观点做了一个全新的证明。[20]作者指出这种释读意见最初系源于刘凤翥。但自刘凤翥的释读结果公布以后，长期以来有两点疑问未得到妥善解决：（1）被释作“哈喇”的那两个契丹小字既有出现在国名“契丹”之前的情况，同时还有一例出现在“契丹”之后的情况。如果说前者可以读作哈喇契丹的话，那么后者是否就应读作契丹哈喇？这又如何解释呢？（2）被释作“哈喇”的那两个契丹小字中的第一个字在目前见到的各种情况下都只能读作[xu]，与“哈”的读音有明显差异。而在最新的论文中，刘凤翥先生的观点又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结合契丹大字和女真字的情况，将原先拟定作“哈喇”的契丹小字拟音为“虎里”，并与蒙古语的qola和达斡尔语的qol相勘同（这两个词的意思均为“远”）。他进而认为这个读若“忽里”的词实际上就是表示国号“辽”。这样原先所释读的“哈喇契丹”和“契丹哈喇”都应当表示“辽·契丹”和“契丹·辽”之意义。[21]刘氏的结论非常新颖，如能成立则将大大改变人们对辽朝体制的传统认识，但其结论中有一个让人困惑之处：他断定哈喇契丹中的“哈喇”因读音与“虎里”接近因而也应当是表示“辽”的意思，所以西方文献中对西辽的称呼“哈喇契丹”实际上就是“辽·契丹”之意。按“哈喇契丹”中的“哈喇”一词是突厥-蒙古语“黑色”的意思，此点无可置疑，《高丽史》《异域志》等汉文文献中的黑契丹之名可为佐证，故它与蒙古语中表示“远”之义的qola是两个不同的词，这在蒙古语族各支语言中都可以得到确切证明。[22]而且在突厥-蒙古语中所见的qara（黑色）一词的形态十分固定，仅在蒙古语族中的一些语言和方言中脱落尾音-a，但并不发生词腰部位元音-a-＞o/u的音变。[23]这样正如清格尔泰所评论的，第一个契丹小字读音为[xu]（近似“虎”的读音）的情况已经十分不利于哈喇说[24]，而如果“虎里”又真是蒙古语qola（远）的亲缘词的话，那就更与qara（黑色）一词毫不相干了，所以刘凤翥的新说反而使得哈喇契丹说的论证更加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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