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一
刘浦江先生这部自选集《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收录了他治辽金史20年来的17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可说代表了当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细读这本集子，字里行间令人感触至深的不仅是对一千年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洞见，还有一位学人的学术关怀和严格自我要求——因为历史毕竟都是人写的，我们读史不仅关心“史”，更重要的还有“人”。为良史者，必兼具“视野”与“胸怀”。
亚洲内陆腹地的诸骑马民族，曾给世界史造成极深远的影响，但内陆亚洲史向来是史学上一个以艰深冷僻著称的园地，而辽金史研究又是这一冷门之中的冷门。学界并非不知辽金两朝在中国史上的重大意义：自中唐东亚政治格局崩溃，契丹崛起于东北松漠之间，南取燕云十六州，迫使此后历代中原王朝不得不对西域和蒙古高原采取消极守势，而全力防守东北方向之强敌；中国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开封而一路向东北迁移至北京，并由此而与西域陆路断绝、对外向东南走海路，以及金元清三朝建立，都可追溯至契丹崛起这一最初的蝴蝶翅膀扇起的微风。尽管历史意义重大，但辽金两朝留下的文物典章不富，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早已死亡，这一领域实在是要极其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矢志终身耕耘的，其中甘苦，非仅“坐冷板凳”四字而已。
治史有两大苦：史料太少或是史料太多。辽金史无疑属于前者，其史料不仅支离破碎、多舛误，需要大量的拼接、释读、辨识工作，又常容易以主观想象补上遗漏环节；而且还有许多是死文字写成，全世界能解读的也不过十数人，而这少量专家的意见也常常并不统一。因此仅史料掌握一项，已使辽金史成为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迷宫。不过史料少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肯下苦功，可以较全面地掌握，不像近现代史，仅仅是档案电报之类原始史料便已如汪洋大海。刘浦江先生是极注重“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的严谨学者，而事实都得从史料中来，所以他极为注重基本功，在本书问世之前便先穷尽搜罗相关论文，写成《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并下决心研读已成死文字的契丹、女真大小字——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二
刘浦江先生治辽金史是以金史入门的，然后在十余年前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辽、契丹史研究。本书中金史相关论文仅占1/3，就可看出他的这一学术轨迹变迁。但辽契丹史研究与金史相比又“冷”了很多。辽代文物制度远逊金代，而且在二十四史中，《金史》向称良史[1]，《辽史》却“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为历代学者所诟病，诋为“秽史”。[2]而明清时对辽史又极忽视[3]，以至于我们至今对这一王朝的了解和认识“仍是十分肤浅的”[4]。
《辽史》之所以修得如此差，除了成书仓促、潦草成编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在于：至正三年（1343）元人修撰时，辽朝已灭亡218年之久，本已不多的辽代文献典章此时更遗失散落极多。除《后汉书》以外，没有哪本正史拖这么久才修的。而迟迟不修《辽史》的原因则是金元两朝数次激烈争论而不能决定的辽王朝正统性问题。本书以《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篇冠全书，不仅是编排体例的问题，实际上也高屋建瓴地奠定了基调：从辽金王朝自身的视角去看待他们自身，以及这些形象在历史中的变迁，而不是仅从宋人的角度将他们视为边缘政权，这显然与以往那种以宋为正统的传统史观视角是颇有不同的。
在对辽朝国号、横帐、头下制度、青牛白马传说、契丹人名字、契丹语言资料等篇什的考证中，刘先生显示出极为扎实的考证功底。虽然这些都是辽史上反复出现的老问题，但他仍能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翻新出奇，给出现有条件下更完满的解释。他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能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涵。以辽朝国号为例，他考证梳理的最终意图并不是为了搞清这一王朝何时何地用“辽”、“契丹”或“大契丹”国号这一事情本身而已，而是更上一层，以清楚地揭示辽朝对草原和定居文明的二元统治制度，以及辽代政治家对自身统治的自我认识及其变迁。
刘先生深切意识到“由于受制于有限的文献资料并深受传统史学方法的桎梏，迄今的民族史研究在深度上尚难以企及早已相当成熟的断代史学”[5]。在其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甚至感叹国内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迄今“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6]。在这样的语言背后，是一个学者对所在研究领域的期许——他心目中隐含着一些标尺，以此作为自我鞭策和警醒。正是在这种戒慎戒惧和自感不足的自我要求下，他敢于不断挺进，以追求重大题材、追求难度系数大的问题这两个原则要求自己。
辽金史研究的前代学者，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对史料及他人论著的掌握不够穷尽，这有当时传播技术上的原因；二是通常不懂契丹、女真文，也缺乏对考古材料的重视。这两点在本书中都得到了相当大的补足。不仅如此，刘浦江先生还常意识到研究辽金史不能划地自限[7]，应打通辽金史、宋史、契丹女真语言研究之间的隔阂，改变学术领地越划越小、彼此不通、各自为政的局面（其实这一现象在西夏史研究中同样极严重），他甚至尝试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来解读契丹人名，“结果我们很欣慰地发现，契丹史的研究其实还大有深入的余地和展拓的空间”[8]。这都是非常积极的探讨，表现了一流学者的雄心和更宏大的学术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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