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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37)

  从废王立武到武则天称帝,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从总体考虑,陈寅恪也把唐玄宗与武则天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关陇本位政策是武则天开始破坏,而到玄宗时期完成。其言: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夫“关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维持,则统治之社会阶级亦必有变迁。此变迁可分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为二,其理由甚明也。[17]

  陈寅恪笔下的阶级,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为集团或阶层。以关陇集团为例,他们原本是北魏、北周以来的最高统治阶层,但是统一时代到来以后,这个阶层则变成一个地域集团,与山东、江南并立而存在。包括关陇集团在内,都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的结果,而这种政策在统一时代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隋末唐初,山东豪杰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都非常活跃,山东势力成为最醒目的政治力量,所以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竞相笼络山东势力[18],这不仅证明山东势力的强大,也证明关陇小集团的政治独占难以为继。

  把关陇贵族退出历史舞台与武则天现象联系起来,前者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史背景,即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传统,后者不过是一个政治事件。以前者为后者的社会基础,这便是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的重大线索。本来,用陈先生的原有表述,即关陇集团被“新兴阶级”所取代,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结论。但是,陈先生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继续研究“新兴阶级”的构成问题。如果用地域概念表达“新兴阶级”,那就是:

  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

  但是,地域概念可能妨碍“新兴阶级”的正确表达,所以,陈寅恪还使用“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以及来自南方边远地区的“阉寺党类”等概念。由此为社会背景,形成前朝、武将和阉党三方基本政治势力与唐朝后期的政治格局。陈先生的研究思路,明显重视政治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根源,而地方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但是,陈寅恪的研究,给人地域观念的印象还是太深刻了,所以胡如雷先生总结为“其论点是以不同的地域婚姻集团间之斗争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进程”[19]。

  那么,回归武则天问题的讨论,依然是武则天称帝,其基础何在?

  承袭陈寅恪阶层论的,最明显的是胡如雷先生。胡如雷先生对于陈寅恪观点的回应最具时代特色,他的《论武周的社会基础》一文,认为用地域集团的概念分析唐代政治斗争是不准确的,武周兴起,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集团”与“大官僚贵族集团”的斗争。后来,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角度理解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关系,成为史学界的常规研究思路[20]。阶级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主流话语,强调政权的阶级性也是当时的主流思维。然而,政治权力到底怎样反应具体的集团利益?这个问题需要怎样论证才能让人更信服呢?比如,以神功元年(697)的刘思礼案件为例,在武懿宗的主持下,刘思礼广引朝士,包括宰相李元素等在内36家,“皆海内名士,穷楚毒以成其狱”[21]。胡如雷先生判断这些人“必然也就是李唐《氏族志》中比较显赫的一部分大官僚无疑”[22]。但此时,武则天称帝已经七年,所有的这些高官都来自她的任命,既然要打击大官僚,不任命岂不更简单,为什么要提拔了再打击呢?这样,岂不证明识人不明吗?

  把政治斗争背后的社会因素尤其是集团背景发掘出来,是历史认识的深化与进步,但如果过于坚持,则可能出现求之过深反而远离了真相。比如,高宗打击长孙无忌,人所共知是废王立武事件君臣冲突的结果。胡先生认为这是打击大贵族大官僚。同时,他还把徐敬业的造反等量齐观,因为徐敬业打起的旗号是“旧臣”和“公侯”,所以徐敬业也是“大官僚贵族集团”的一分子。可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徐敬业的爷爷李勣是支持唐高宗废王立武的,是长孙无忌的对立方。此一时彼一时,人际关系发生转变很正常,非要用集团斗争来解释一切,就会造成这样的困惑。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矛盾解释,情况也一样。

  过度解释造成问题,这一点陈寅恪先生也不可避免。陈先生曾主张上官仪是反武则天的,因为他是关中人。新出的《上官婉儿墓志》证明上官仪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打击,之后还获得高宗重用。而上官仪在晋王府时代就是唐高宗李治的属官。后来上官仪成为“废后风波”的替罪羊,并不能因此证明他是一贯反对武则天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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