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垂拱四年”，第6448页。
[11]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第6467页。
[12]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则天后天授元年”“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第6467页。
[13] 见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第38页。
[1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02页。
[15]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79页。
[16]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35页。
[1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2～203页。
[18]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原载《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1952年6月，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43～265页。
[19] 胡如雷：《论武周的社会基础》，《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收入胡如雷《隋唐政治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250～263页。后来，胡先生又著《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于武则天研究中的阶层等问题再进行新的研究，比如阶层意识等，都属于新论。此文亦收入《隋唐政治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264～288页。
[20] 此前的学术总结，参见胡戟等先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1]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则天后神功元年”，第6513页。
[22] 胡如雷：《论武周的社会基础》，《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
[23] 参见笔者另论《上官仪研究三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09～228页。
[2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5] 参见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9年第8期，收入《唐长孺文集六·山居存稿续编》，中华书局，2011，第6～55页。
[26] 汪篯：《两汉至南北朝大族豪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衰落》，收入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3～143页。此文是胡戟先生记录整理的《汪篯隋唐史讲稿》（1961～1963）。
[27] 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载《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8] 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绪论·唐代政治制度的历史特点》，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1～2页。
[29] 汪篯：《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初刊《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50～164页。
[30] 参见作者另论《唐官修谱牒与王权主义》，载《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第387～400页。
[31] （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邑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45页。
[32] 参见毛汉光《中古官僚选制与士族权力的转变》，《唐代研究论集》第1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第283～324页。
[33]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0页。
[34]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弘道元年”，第6416页。《唐大诏令集》卷十一《帝王·遗诏上》，第67～68页。
[35]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弘道元年”，第6416页。
[36]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第6418页。
[37]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第6429页。
[38] 《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中华书局，1975，第2951页。
[39]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弘道元年”，第6416页。
[40] 祝总斌：《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收入氏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第549～563页。
[41]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第6428页。
[42] 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0，第295页。
[43]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初，裴炎下狱”条，第6432页。
[44] 祝总斌：《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收入氏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第549～563页。
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与唐代地方官府政务运行
——以开元二年西州蒲昌府文书为中心[1]
刘后滨 顾成瑞
摘要：开元二年（714）的西州蒲昌府，是府兵制行将废弃、正值重大战事期间的唐代西部边陲的一个折冲府。蒲昌府在这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政务文书得以在墓葬中保存下来。这批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往那个特殊时空环境的通道。由于本组文书的行用时间相对集中，而且都是围绕府兵番替事务的，借此能够梳理出一些文书所处的政务环节，是研究唐前期地方官府政务流程难得的档案资料。通过对这批文书的分类排比，参照敦煌吐鲁番出土相关文书，将唐代地方官府（中央官府当亦如此）实际处理政务过程中产生的文书分为案由文书、行判文书和送付文书三种文书流程中的环节性形态，并借此对这些文书所涉及政务处理程序做出简要分析。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供参照的坐标系，对已经刊布的相当数量出土唐代政务文书进行环节上的定位，并初步探索出关照唐代政务运行的文书学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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