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知州唐仲友矛盾最深的应该是通判赵善伋、高文虎。通判是知州的贰官，有与知州通署文书的权力，并对所部官员有刺举之责；在北宋时甚至与知州抗礼；南宋时因为战争的需要，专门负责钱粮，催征经总制钱，对于郡政的影响力有所减弱。[95]淳熙九年，台州通判为赵善伋（五月始到任），添差通判为高文虎。[96]高文虎的在任时间不能确定，但淳熙八年新建中津桥时他已在台州。[97]在朱唐事件中，朱熹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就密切体访，收到了通判的申状，以及士民的陈状，揭发唐仲友不法不公事件。[98]朱熹的奏状中没有言明提交申状的通判为何人，且将通判的申状和士民的陈状混同起来，没有加以区分。但内中言“本州违法收私盐税钱岁计一二万缗，入公使库，以资妄用，遂致盐课不登，不免科抑”，“又抑勒人户卖公使库酒，催督严峻，以使臣姚舜卿、人吏郑臻、马澄、陆侃为腹心，妄行支用”，等等，事关官府的盐课、公使库，非寻常士民所能知晓，必是通判所申。通判赵善伋当年五月始到任，对这些情形不能如此了解，则所上申状应该出自添差通判高文虎，或者是二人共同所上。朱熹每言及通判赵善伋则明具其名，而从不及高文虎之名，似有意掩饰。前面曾述及在新建中津桥时，高文虎即对知州征取力胜钱的做法并不赞同。另外，朱熹曾命通判赵善伋去索取公使库的“文历”，从中午等到半夜都没有拿到。市户应世荣以家状揭发唐仲友的偷税漏税行为，也是通过通判赵善伋交给朱熹的。朱熹在调查台州很多案子（如妇人阿王状诉其子卢宗配牢城不当，以及酒务捉沈三四卖酒），“送本州两通判根究”，或“送本州通判赵善伋根究施行”，通判也上申状，报告审问的结果。赵善伋还上申状，称收到诸指挥众军等状，陈诉州里克扣军粮，朱熹发牒给两通判调查此事。可见，通判与知州之间颇有矛盾，通判也由此成为朱熹在台州调查唐仲友不公不法事件的主要力量。
知州唐仲友与通判的矛盾本质上是由宋代政治制度的制衡设置造成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朱熹言其“簿历文字少经倅贰之手，惟倚临海县丞曹格及曹官范杉等”[99]，这应该源自通判的申状，反映了通判对唐仲友专权的不满。所谓“簿历文字”主要是财赋方面的文书，可见知州已经侵夺了本属于通判的财权。前述公使库的收支中，公使库的支用被唐仲友的心腹所控制，甚至挪用了通判所管辖的军资库（籴本库）财物。这应是通判不遗余力地推动朱熹按劾唐仲友的真正原因。
（3）与浙东提举朱熹的矛盾
尽管地方势力和台州官吏与唐仲友之间有深刻的矛盾，但在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中，他们大都隐藏在幕后，在台前冲锋陷阵的却是浙东提举朱熹。
台州属于两浙东路，知州之上有监司，包括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等。朱唐事件的焦点正是知州唐仲友和提举常平朱熹之间的博弈。一方面是唐仲友的强项，对提举朱熹的百般抵制[100]。唐仲友与当朝宰相王淮有姻亲关系，其弟之遗孀王氏与他住在一起，他交好的朋友又多为朝中高官的子弟亲戚，朱唐事件发生时，唐仲友还受到了吏部尚书和侍御史的举荐，因为朱熹的不断按劾，已经被改任为江西提点刑狱。因此，唐仲友面对朱熹的按劾，虽然开始有些“惶恐”，但不久就得知朝廷另派浙西提刑来调查此起事件，就“忽复舒肆”“言语诪张”，拷打审问严蘂的推司官，阻止通判赵善伋裁断严蘂等罪案。他在得知公使库胥吏被勾追后，马上将公使库的账簿全部收归私宅，不肯付出。他还上奏朝廷，诉朱熹拦阻其弟媳王氏出行，导致王氏心悸病危。
另一方面是朱熹紧追不舍，多方查访审问，坚持按劾唐仲友。朱熹按劾唐仲友，不但要和唐仲友斗智斗勇，还要面临朝中大臣的压力和掣肘。因为唐仲友的抵制，朱熹的调查并不顺利，有些胥吏开始不愿招供，他按劾唐仲友的奏状被朝中大臣隐瞒不报，迟迟没有消息，上报皇帝后也多方加以疏通，或加以拖延，并催促朱熹离开台州，另派其他官员调查。朱熹一面接受民户的陈诉以及台州官员的申状，寻找线索，讯问唐仲友亲信的官吏、营妓等，甚至将有关人员送到绍兴府去审问，取得了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一面不断上奏朝廷，连续六次上奏状，要求罢免唐仲友知州一职，并迫使朝廷取消唐仲友改任江西提刑的命令。[101]朱熹也因为受到朝中势力的压迫，辞去提举一职和新的江西提举的任命。
前文曾引述唐仲友论说当时“词讼淹延，追呼烦扰，则农桑必至于妨废；差徭不公，豪猾放纵，则户口必有逃移；理索不得其中，则贫富无以相资；过割不及其时，则版籍至于贸乱”，显然他也认为当时的官府存在“不公”和“理索不得其中”的弊端，但这和朱熹所论“不公不法”是有所区别的。朱熹虽然强调恤民，尤其是在灾荒时期要对民户加以存抚，否则会导致人口流移，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但他对豪强上户和一般下户不加区分，一味宽纵，其实得利最多的是豪强上户，这一点在前述朱熹请求朝廷免除台州丁绢的奏状中就可见一斑。唐仲友则认为对豪强上户不能放纵，差徭需要公平，豪强上户只有承担更多的义务（朝廷赋役），贫富人户才能“相资”。从唐仲友大力缉拿走私，催缴各种赃赏钱，经营公使库，开征中津桥力胜钱，这主要是为了增加官府财政收入，不能简单视为盘剥和中饱私囊。朱熹的指责有很多臆测和罗织，即其所谓“虽其曲折未必尽如所陈（指台州官属所言，士民陈诉），然万口一词，此其中必有可信者”，他对唐仲友的按劾必有私憾在，故不顾罗织之嫌，力攻唐仲友而去之。但从更深的层次而言，朱熹与唐仲友在官府赋役征发和商税榷卖的不同取向，是二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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