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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86)

  而入元后不仕的邓牧(1247~1306)与友人举行修禊故事则是江南士人另一种心情。邓牧,字牧心,钱塘人,自号三教外人。自幼读书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宋亡后,绝意仕进,游方外名山;元贞二年(1296)至绍兴山阴,被延至陶山书院。离开杭州到绍兴的邓牧错过了杭州友人在西湖的修禊聚会,而兰亭右军祠在这年的三月三日亦有活动,邓牧虽然受邀却没有参加,反与少数友人在镜湖举修禊故事。此事见于他留下来的两份修禊的序文。他与陈观国(字用宾)、刘邦瑞、胡侨(字汲古)三人会于镜湖佛寺,遥望兰亭,举行褉礼。礼毕,游春波桥、禹庙,场景欢乐,“有浩歌者,有瞪目视太虚者。有连举大白不置者……间有起复坐喧笑,亦不暇恤”[51]。但众人也感伤自晋迄今景物虽无大变化,天运却是无情,因而相顾叹息。邓牧则以豁达的心情看待:“千万世,一日之积也。千万人,一气之分也。死死生生于天地间,如阅传舍……以死生为大者,前此盖未悟尔。”[52]事后,杭州友人告知邓牧西湖之会有十四人举行修禊并赋诗,以他未参与为憾,请他作序。他提到,“余追思醉越时,坐念西州故人,其乐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独得知其乐其悲乎哉”[53]。从序文来看,邓牧婉辞右军祠之会,可能与其官方色彩有关。邓牧选择与少数不仕的士人朋友私下在镜湖举行禊会,而其杭州友人的修禊故事也可能是不仕士人。他们似乎都借着雅集以豁达相勉,抒发苦闷心情,回避对现实的不满,这与入元之初南人的心态已有相当差异。

  从上述士人以兰亭修禊为名的聚会,可以看到易代之际南北士人的聚会模式与心境有别,南方士人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微妙变化。王恽在平阳的修禊会是官员之间的活动,而在汲县则是王恽与乡友的聚会,其场景实与永和兰亭会有别,真率会的倾向较明显。魏初仕宦南台,与同是北士的御史马煦参加在杭州的江南士人的雅聚,则颇有兰亭兴味。不同于北士官员出席的场合,四明戴表元入元后的两份参与兰亭会的序文,则突出了遗民心态的转变。至元二十三年戴表元在杭州以遗民之姿参与周密等十四人的雅集时,虽游赏美景,观赏珍贵文物,但仍表露出江南士人在新政权统治初期的苦闷与困顿。到至元三十一年,戴表元参与北来官员因会稽兰亭右军肖像落成所举行的雅集,所撰序文则不见遗民之忧愤。然而,钱塘邓牧则婉拒此一官方色彩浓厚的褉会,选择友人举行的私人活动。邓牧在相关序文中虽示豁达,却可能反映了江南士人面对新统治环境犹心怀忧惧,不敢于诗文中坦然表达他们对新朝的态度。

  五 元末士人雅集与续兰亭会

  宋金治下的士人面对蒙元侵犯及政权转变,在适应与认同上颇有转折。初期由于政治利益与社会身份的冲击,士人对新政权产生敌视、无奈悲怆的心情,出现继金末、宋末以后士人多元的集会形态。随着元政权趋于稳定,士人的文化活动形态也有明显的变化。他们以诗词酬唱为名的雅集活动增多。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值得探讨。

  首先是士人延续宋末以来群体性的结社活动。江南士人在政权递嬗时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有二:一是原有官职的士人若不顺服新政权,身份地位无法保障或因战乱漂泊居住,生活困顿,对新政权不免怨怼、疏离;这些不得意者聚会时,多借诗文抒发心中的愤懑。随着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渐趋恢复,返乡者仍须建立人际网络,谋求长久性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蒙元朝廷在经历一段压制征服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采取相对温和的手段,弭平创伤,化解对立,甚至须拉拢在地有名望的士人,维持秩序或兴学校推动教化,如宁海人舒岳祥为宝祐四年(1256)进士,曾知定海县,宋亡不仕,以诗文自遣。景炎元年(1276,元至元十三年)元兵进逼宁海、奉化等地,舒岳祥为避兵祸,辗转流徙,生活十分困顿,对乱离多有感慨,对新政权多有抗拒之心。但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舒岳祥在七十四岁高龄撰写《宁海县学记》时,已强调“一统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术者也”,[54]此可以反映元廷统一全国后,江南士人对新政权态度的转变。[55]同样在宋亡后受战乱波及的戴表元也曾有诗劝袁桷之父袁洪任职元廷。[56]此外,像四明人陈著在蒙军进入浙东后,遭受极大痛苦,故国之思与仇蒙之意甚明。他于景炎二年(1277)九月重阳节时,组织以“菊集”为名的诗会。以赏菊为名,即深怀故国之思。[57]但到次年,诗会所表达的已由故国之思,转为人生徒行乐的感受。舒岳祥、戴表元与陈著的例子均说明大部分士人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心态有所转变与调整,[58]他们在度过战乱,消除对统治者信任危机之后,逐步对新政权有所认同,与地方长官之间的互动趋于活络。不论是丧失旧政治舞台的士人官僚或寻找新出路的新锐士人,多借参与诗文酬唱的雅集活动,寻找新契机。

  其次是士人仕进途径的改变。通过举业追求入仕,是两宋320年间士人谋求仕官仕进的主要方式。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可以获得政治地位、社会名望与经济利益,驱使众多士人迈向举业;士人仕官与升迁有既定的路径,但彼此的关系多元而复杂,如同乡、同年、同僚,都是建立人际网络的重要渠道,加上可资交流的资源多样,易于形成不同类型的聚会方式。入元以后,科举时废,大部分士人失去进身之阶,对仕途无望的士人多留在乡里营生或传扬儒学。[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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