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罢，担任学官与投入吏职成为元朝入仕的重要途径。众多为谋生而追求仕进的士人，即因地方长官拔擢，出任教授、山长或幕职，转变身份。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陈恕可（1258～1339）出仕西湖书院山长，[60]邓文原（1259～1328）应征为杭州路儒学正，[61]二十九年（1292）刘铉为徽州路紫阳书院山长，[62]成宗元贞元年（1295）被荐为茂才异等的袁桷（1266～1327）出仕金华丽泽书院山长，[63]二年（1296）王英孙延聘邓牧至陶山书院，[64]大德四年（1300）盛彪得吉水州学教授，后为镇江路学正。[65]前述戴表元即曾记录数位友人同时担任各地学官，他在大德五年有诗题云：“钱塘数友，皆不免以学正之禄糊口；邓善之（文原）得杭，屠存博（约）得婺，白湛囦（珽，1248～1328）得太平，仇山村（远，1247～？）得镇江，张仲宾得江阴，一时皆有远别。”[66]到大德六年（1302），五十九岁的戴表元也被荐出任信州路教授。[67]士人无论投入学官还是吏职，多借集会抒发情怀，增进情谊，并觅求仕进机会，形成游走各方的交友论道之风。于是以诗社雅集为名的群体文化活动，蓬勃发展。
在这两种因素的激荡下，入元以后雅集性的群体活动层出不穷，成为士人的主要文化活动，杭州即有西湖诗社、杭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等诗会，浙东有越中诗社、山阴诗社，浙西浦江有月泉诗社，江西有明远诗社、香林诗社，以及由文人组成的各种书会。[68]这些集会都在世祖、成宗期间兴起，为活跃于各地的士人提供交流的机会。
到元末，士人、士大夫交游讲学之风更盛。以诗文会友，题咏唱和的雅集诗社，更成为士人文化活动及建立人际网络的主要途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学史学者有较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关注元代文学的展龙之论可为代表。依展龙所列，元末江南至少有二十四个雅集，尤其是苏州、松江、昆山、无锡、长洲、杭州、嘉兴、绍兴等经济文化中心，参加者主要是民间艺人、科场及仕途失意人士、宗教人士及官员。这些集会的次数多，规模大，如玉山雅集，前后举行诗会达五十次，参与者达一百四十余人。不少诗社组织严密，有召集人，诗题、评语及赏罚，并编汇成集。结社活动除了使士人得以文墨相尚，以道艺、文字相切磋，进行文化层面的交流以外，更是在仕途壅滞的环境中，士人借以建立人际关系而成就功名的重要渠道。正如刘诜（1268～1350）在《送欧阳可玉》中所说：“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复而游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用于世，不用于科则欲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69]
在元末众多的诗社雅集聚会中，也出现自比修禊故事的雅集。其一是至正十六年（1356）宋濂（1310～1381）与浦江友人郑铉（1295～1364）于三月上巳日到浦江县东桃花涧仿古修禊。参加这次雅集的士人仍然赋诗，并由郑铉结集成编，宋濂撰序。宋濂在序中，强调此次修禊是追寻《韩诗外传》所记上巳日“桃花水下之持”的郑国旧俗，持论“追浴沂之风，舞雩之咏叹，庶几情与境通，乐与道俱，而无愧于孔氏之徒”，与“晋人兰亭之集多尚清虚”明显有别。[70]而曾参与此次集会的同乡人戴良（1317～1383）在后记中更批评晋人永和雅集“其雅好游谈，耽嗜华藻，亦不免于君子之所讥，原其故，右军岂得辞其责哉！”与此相对，宋濂与友人之仿古修禊则具正面积极意义：“今景濂则不然，惧斯道之不闻，而末俗之益偷也。既以舞雩之咏勖之，复以山阴之集戒之，终篇数语，凛乎其可畏。呜呼，使晋诸人而闻此，咸以惜时叹老之心，而为汲汲求道之举，则当时士习宁有不振者乎。”[71]此例显示，在乱象已征的元末，部分士人并不像东晋士人那样清虚消极、随波逐流，反而积极向道。
其二则是由刘仁本（？～1368）于至正二十年（1360）主持，以承续兰亭会为名的“续兰亭会”。此次雅集不仅留下较丰富的史料，而且已有若干论著。文史学界针对元明政权更迭之际江南士人的心态进行研究，让我们对此次诗会有更清楚的了解。[72]不过，若将此次诗会置于元末雅集盛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当能凸显刘仁本传承永和修禊的用心与努力。
刘仁本，字德玄，号羽庭，天台黄岩县人，历官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至正十四年（1354）任方国珍幕僚，在庆元、奉化、定海、上虞、黄岩等地积极兴儒学，推动建设，并广泛结交浙东知名士人，乃至佛、道、山野之人，包括朱右（1314～1376）、贡师泰（1298～1362）、如阜、赵俶、徐昭文等，使浙东特别是绍兴一带，成为元末社会秩序稳定的地区与文人聚集的文化中心。[73]刘仁本除推动建设，稳定社会秩序外，对文化振兴尤为关心。他通晓诸史、百家、阴阳、卜技、名法诸学，尤其雅好玄学，崇尚晋人自然之趣。不仅慕东晋玄学名家孙绰“羽人丹丘，福庭不死”之句而自号羽庭，亦将其诗文集名为《羽庭集》。[74]他到会稽后，感受到山阴兵乱之余，既有的兰亭古迹不存，于是在他驻节余姚州署后山的秘图湖上建雩咏亭，作为与士友聚会之所。雩咏亭虽不在会稽，但其环境与王羲之的兰亭相似。刘仁本认为晋人尚自然玄妙之风，至唐宋已失，“东晋山阴兰亭之会，蔚然文物衣冠之盛，仪表后世，使人景慕不忘也。……唐宋虽为会于曲江，率皆矜丽务为游观，曾不足以语此”。[75]为了追寻永和修禊的轨迹，直接师法王羲之兰亭会的做法，刘仁本在与永和八年（352）相距一千零八年的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三日，召集四十二人举行大规模的诗人雅集。出席者除官员与士大夫外，尚有军官与方外之士等绍兴名流。为接续兰亭诗会的精神，刘仁本要求与会者“仍按图取晋人所咏诗”，并接兰亭会上未完成的诗，而其内容则体现兰亭雅集的精神、气质与文采。[76]此次诗会之后，刘仁本集成《续兰亭诗》，他及朱右撰序并刻石。[77]至正二十二年（1362），刘仁本更将定武本兰亭帖刻石。[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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