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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9)

  课题组提出的基本目标是:“体例适当、类目清晰、内容完整、接近原貌、便于利用。”这一任务,显然十分艰巨。复原工作是项目的核心,可能也是将来争议集中之处。这里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要“复原”什么?或者说,复原的对象或曰标靶是什么?《永乐大典》中的《宋会要》,显然并非宋代原有书名;这是自后人角度回头去看,取定的一个集合式名称。《辑稿》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却具有与其他辑出著述非常不同的特点。例如,同样自《永乐大典》辑出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备录斯编”[13],内容相对集中,且因系编年体例而易于整理编排。《宋会要》则限于《永乐大典》以韵统字、以字系事的体例,被分散收录在《永乐大典》诸多不同的字韵事目中,加之其原有体例并非清晰确定,因而编排复原颇为不易。

  如果我们承认《永乐大典》收录的《宋会要》是“集合式”的材料群组,就需要分解辨析,先把所谓《宋会要》及其编纂方式看透,把《永乐大典》的收录方式厘清,才有可能接近其“原貌”。考虑到宋代的修史方式,会要作为当时的官方档案,是分阶段编修的。两宋尽管一直在纂修会要,却没有一部贯通前后的、严格意义上完整一体的本朝会要。北宋三部《国朝会要》基本延续相通;而南宋则大多侧重于特定阶段的内容,即所谓“断朝为书”,只有张从祖《(嘉定)国朝会要》和李心传《十三朝会要》(《国朝会要总类》)是相对通贯的。《(嘉定)国朝会要》“自国初至孝庙”[14],淳熙七年(1180)启动,其实截至乾道;《十三朝会要》应至宁宗朝。这两部会要,都是在前修会要基础上“纂辑”而成。也就是说,宋代的会要,南宋时没有经过“定于一尊”的全面整合重修,其后的元代也未做此工作。换言之,《宋会要》本来并不是完整的“一部”书,它不同于《唐会要》《五代会要》,不是总成于一时;即便说到“原本”,其原始状态本来也是编纂叠加甚至重复参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原”的对象或曰标的,本身即是值得厘清的问题。就大众普遍的认识和预期而言,可以说是“复原《宋会要》”;而就学者切实的目标而言,应该是进行有关宋朝会要的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整编一部结构序次相对合理、相对接近宋代原貌的《新辑宋会要》。

  这显然不是一项容易奏效的工作。就个人感觉而言,陈智超先生在《解开〈宋会要〉之谜》一书中提出的“合订本”概念,可能是解题与新辑的关键。如若《永乐大典》收录的是南宋后期秘书省(?)整编的合订本,则意味着它并非文献记载的16种宋代会要中的任何一部。宋人对于《国朝会要》的重视,首先因为其中提供了本朝的制度依据,如高宗赵构所说,“《会要》乃祖宗故事之总辖”[15]。当年需要“合订本”,其益处正在于内容会聚相对完备,便于查检、征引。时至今日,若能争取在合订本的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充分地保留整理有序的材料,对学人利用这部史料的方式将有重要的帮助。正如陈先生所说:“如果我们也采用合订本的办法,将每一门的内容按顺序排列,对今后的研究者来说已经足够了。”[16]

  宋代的合订本,应该是“将各部《会要》的同一门按顺序编在一起”。根据现存材料来看,当时没有打乱原来各门内在的顺序,没有把不同会要记载的事件重新混编叙述,而可能是将不同会要中同一门的内容“叠加”式地抄录在一起(按照门类,抄录了一部内容再抄一部内容。完全重复者,则有删削)。也就是说,在各“门”之下的大单元中会有来自不同会要的若干小单元。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宋会要辑稿》中对同一性质的内容会有不同的概括叙述,而且被分散“剪贴”在不同部分。针对这种情形,本次编纂时“内容相近者两存或多存”,是合理的做法。

  《宋会要》的深度整理,如陈先生指出,问题的复杂在于构成的复杂。“类”与“门”,是宋朝会要结构性的体现方式。“复原”和“新辑”的入手处,首先在于类和门的把握。这相当于从目录到全文的“绳套”“纲目”“关节点”,值得下足功夫。各部会要虽然内容不同,但在编辑时分类分门的方式有一些前代规制,形成一些基本做法,有其脉络可寻。把握住类和门的分疏与层次,新辑会要的规模和轮廓才能有所保证。

  目前,《宋会要》中《职官类·中书门下门》《崇儒类·太学门》以及《道释类》的复原与校勘,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刊出[17],作为课题组的首批成果,呈献给学界。

  新近出土的徐谓礼文书和学界熟悉常用的《宋会要辑稿》,是不同类型的两种史料。而其共同处在于,内容都与宋代的制度现实相关,牵涉面广,情况复杂,要肯于下硬功夫,才可能有高质量的整理成果。

  出土文书及传世文献的整理,并非仅靠“工匠”式的劳作所能奏效,这是对我们知识结构与既有能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整理和研究,二者实在无法分开。《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整理出版,让学界有机会更为贴近历史现实,也让我们得以从语汇释义、句读、结构分析、制度比较诸方面进行基础性训练,累积制度史研究的底气。相形之下,《宋会要辑稿》的校点与深度整理,更是压力重大的“工程”。课题既为学界提供方便,又要通过集体协作,通过反复比对追索来锻炼学术人才,提升研究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并磨炼出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步步紧逼解决问题的中青年团队,应该是不容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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