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书又载：
故临有一个军事哨所，归故临国管辖。那里有水井，供应淡水，并对中国船只征收关税，每艘中国船交税一千个迪尔汗（原注五十个迪纳尔），其他船只仅交税十到二十个迪纳尔。[14]
法文译者索瓦杰指出，中国人也曾航抵波斯湾，中国大船排水量特别大。他还指出：“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人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15]英国学者思鉴在《公元九到十世纪唐与黑衣大食间的印度洋贸易：需求、距离与收益》一文中提出：“这种贸易在公元九到十世纪间是全球化的吗？在最简单的程度上，它确实是全球化的，因为它确实影响了现今位于世界不同角落的遗址——从最宽泛的地理角度上的印度洋海域——它的西部边界到达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向东则达中国和日本。来自于高度专业化的长沙窑和越窑的制陶群体内的数据已经勾绘出了发生于公元九世纪的工业变革和大规模生产的图景。”他还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长沙窑群是作为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试金石而兴起的。它的鼎盛时间很短，它的制造技术如此发达，它相对独立于帝国的管理和控制如此引人深思，它在中国之外波及的范围又是如此的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同某一时期印度洋上的贸易紧密相连，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特定时期的贸易。在这个框架内，它具有了一些早熟的全球化工业的特征。”[16]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几段话告诉我们，在唐朝后期中国商船已经到达阿拉伯的许多口岸，阿拉伯商船也从这些口岸直接开往中国。中国船体庞大，无法在遍布浅滩的波斯湾内通航无阻，因此尸罗夫成为中国商船停靠的主要港口。索瓦杰则指出了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思鉴则是以一位现代学者的眼光根据“勿里洞”号（即“黑石”号）等水下沉船的考古材料，从全球贸易的角度做出的论断。这对我们研究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上的意义是很有启发的。
第三个问题是当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以及对外贸易对当时国内生产的影响。唐代前期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到了唐朝中后期，陶瓷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而香料和珠宝，则始终是波斯、阿拉伯和南海各国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于是有了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等不同的名称，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当时中外海上贸易。
关于唐代进出口贸易的情况，唐代文献中特别是笔记小说中有不少相关的记载，提供了不少关于到达广州的外国船舶，在广州、扬州、长安等城市的外国商人活动的情况。
瓷器和丝绸是唐代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由于保存下来的丝绸实物材料非常稀少，文字材料也很缺乏，研究起来困难是很大的。而瓷器的材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从亚非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唐代南北各窑口都有瓷器出口，而从“黑石”号沉船所载瓷器和阿拉伯地区考古发现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碎片来看，唐朝后期出口到阿拉伯地区的瓷器出自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和广东等地窑口，而长沙窑的瓷器占绝对多数。“黑石”号沉船上大量的瓷器以及长沙窑遗址中发现的瓷窑等遗迹和遗物，为我们研究唐代对外贸易的规模，以及外贸对国内生产的影响提供了具体的实物材料，但要完成从定量到定性的研究，材料还是远远不足的。
三 唐代绘画在绘画史上的地位
唐代绘画题材走向世俗化、生活化，即使是宗教题材的绘画，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世俗的内容。各种绘画形式，在唐朝发展成熟，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在唐朝都已经成为主要的绘画形式。而随着文人画的兴起，绘画已经不仅仅是适应宫廷和宗教的需要，不仅仅是对客体的反映，而且还用来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抒发自己的情怀。这也推动了唐代的绘画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与此同时，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在唐代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不论是构图、线条和色彩，还是透视方法的运用，都使唐朝的绘画和过去的绘画有很大的不同。
唐朝初年的绘画，仍然以人物画为主，并且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唐太宗曾命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唐初人物画，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图卷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阎立本《步辇图》（宋人摹写？）。《历代帝王图》中的帝王，尽管一个个神态各异，极具个性，但大部分是孤立的、静止的一个人站在那里。阎立本《步辇图》中的唐太宗、宫女、吐蕃使臣禄东赞和官员的群像，则更加具有动感。《步辇图》在构图上突出人物的主次、相互关系，在表现手法上突出人物的神态、动作，通过线条的描画，特别是透视的运用，把这些都立体地、动态地表现出来。看似简单的一幅人物群像，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表明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透视的巧妙运用，不仅把人物立体地表现出来，而且把人物的神态和关系通过形体，特别是通过眼神，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观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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