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广池千九郎训点本，东京横山印刷株式会社，1973，第199页。
[37] 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文中对于《唐律疏议》引《监门式》所载“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并入出人帐，宣敕送中书，中书宣送门下”的理解，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尤其关于“宣敕”的主体是受敕人的理解，恐怕值得商榷。
[38] 《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中华书局，1974，第2876页。
[39] 参见高明士《论唐律中的皇权》，收录于《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40] 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03页。
[41] 参见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研究》第三章“大赦的内容和效力”，第117～166页。原题《述论唐代大赦的内容和效力》，高明士主编《唐代法制史研究》第二期，2001。
[42] （唐）李肇《翰林志》，（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3页。
[43]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中华书局，1975，第2848页。
[44] 参见禹成旼《唐代赦文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从〈改元光宅诏〉的结构与性质来看唐代赦文的变化》，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2004；《唐代赦文颁布的演变》，《唐史论丛》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6。
[45] 参见魏斌《晚唐大赦申禁职能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朱雷，2004；《“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46] 叶炜：《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7] 王孙盈政：《唐代敕牒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又，胡宝华引《金石萃编》王昶所称云云，以石刻史料证明唐前期的三件“敕牒”，笔者查阅原书后，觉其未必为敕牒，录此存疑待考。见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
[48] 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9]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印本，第49页。
[50] 对于堂案的文书性质，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一文对笔者此前的错误予以纠正。
[51] 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
[52] 张祎：《中书、尚书省劄子与宋代皇权运作》，《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北宋三司研究述评
张亦冰
北宋在建国后的一百二十三年（960～1082）间，一直以三司为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考虑到财政对于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性作用，分析、厘清三司组织人事架构、职能、地位的演变，对理解北宋财政、政治有较大意义。相比中书门下、枢密院等宰执部门，目前尚无以三司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专门论文的数量也不多。但因三司总领国计，牵涉财计事务范围极广，相关讨论往往见于各类财政史、经济史、官僚制度史乃至政治史论著中。黄亚娟、谢婷在有关三司的学位论文中，曾对各自所涉议题之研究状况进行梳理[1]，魏莹莹也曾对21世纪以来有关三司的研究加以述评[2]，但归纳较为疏略。故有必要对学术史重加检讨，以期充分把握当前有关三司的研究进展及余地。
一般来说，以官司为对象的制度史研究目标，在于阐明官司内部权力结构的演进，及其在国家机器中地位、作用的变化。具体的研究对象，包括制度起源、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人事安排、主要职掌以及与其他机构关系等方面。本文对上述方面的主要成果，均将予以涉及。其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以北宋三司人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依时序加以梳理，以期理解相关研究发展阶段及其学术史背景；其次，以议题为纲概述与三司有关的专项研究，以及部分不以三司为直接研究对象，但内容相关之成果；最后，对目前研究中的问题与深化、拓展余地略抒己见。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综述，主要以问题为导向，对各著述中与三司无关之论点，一般不加涉及。另外，由于相关论述颇为分散，本人难免疏漏，因此仅以勾勒学术史大体脉络为主，挑选较具代表性论著加以评述，对于论点、内容相似之著述，不求网罗无遗，面面俱到。
一 关于北宋三司研究的整体情况
（一）1949年以前（日本二战前）
中国学者对于北宋三司的关注，缘于对北宋前期中央集权政策的讨论，以及对君权、相权关系的争论。如钱穆《论宋代相权》认为三司独立于宰相，具有理财权，“宰相不得预闻财政而宰相职权又去其半矣”；同时，钱穆对宋人有关三司分宰相财权的批评，也有所关注，并以此类意见为元丰废三司的原因，但对三司本身论述甚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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