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曾我部静雄的《宋代财政史》，为日本战前少有的宋代财政史专著。此书第一篇[4]，曾设专节讨论北宋财政管理制度，以及财政管理效果，即财政收支状况。其中第一部分“赋税制度概况”，主要讨论了两税法、盐酒茶课利的概况，并梳理了中央理财机构从三司到户部的变化。第二部分“帝室之财”，主要是针对两宋内藏钱物制度形成、来源以及财政功能的考察。第三部分“会计录”，梳理了两宋历次会计录的编修情况，其将三司上报君主的“会计录”性质视为财政信息统计表，并认为毕仲衍的《中书备对》性质与之相似。第四部分“北宋的财政状态”，比较了熙宁变法前后政府对民间财富征敛，中央对地方财赋征调之法的变化，并认为从赵宋立国到真宗大中祥符之际，地方政府与民间还保有较多财政自主权，但大中祥符上供立额后，中央的征敛大为加强。曾我部氏此书，系日本学界有关宋代财政史的第一部专著，所论内容与三司理财多有关涉，但三司机构的设置与职能本身，并非其关注重点。
（二）1949年至1980年（日本二战后）
1949年后，大陆学界对北宋政治史的关注点，较民国时并无太大变化，讨论集中于君主专制下宰相权力的削弱[5]。三司相关制度多被作为君主削弱相权的手段予以论述。如季子涯（漆侠）、邓广铭、张家驹等人的相关论著[6]，均认为三司、枢密院分化宰相事权，反映了宋初设官互为牵制，加强君主专制的特点。至20世纪60～70年代，受政治干扰，宋史研究陷入停顿，相关领域研究也基本空白。但在此期间，日本与中国台湾方面出现了一些专门针对三司制度、人事的研究。
日本方面，二战结束后，东京大学的部分学者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展开了反思，主张宋代并非“近世”的开端，而系“中世”[7]。不论“唐宋变革论”抑或“宋代中世说”，政治统治主体与支配体制的变化，均为其学说重要构成部分，而五代处于唐宋更迭的节点，相关制度颇受学者关注。如日野开三郎、爱宕元、大泽正昭等学者，均论及五代藩镇体制与宋代各类制度的联系。其中有关三司的代表性成果，分别来自砺波护与周藤吉之，兹分述如下。
砺波护《有关三司使的成立》[8]，对由唐至宋使职财政管理的演进，进行了系统梳理。关于北宋三司制度本身，砺波氏的研究相对简略，主要介绍了诸案、子司等组织架构，三司与内藏财利的划分，以及元丰改制废三司之事。其讨论重点，在于三司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砺波氏依据宫崎市定等人的研究，认为五代政权的一大特点，系军阀与商业资本的结合，而三司使的兴起即与此密切相关；此外，由唐至宋三司长官身份的变化，也可反映出这一时期政治权力转移：门阀贵族逐渐衰落，其位一度被五代牙军势力占据，至宋太宗朝后，终被进士及第的官僚取代。作为“京都学派”的一员，砺波氏对北宋三司制度，尤其是三司使形成过程的细致梳理，主要为回应“唐宋变革”如何发生，宋代怎样进入“近世”这一议题。虽然其对宋代三司使身份的统计多有不确，关于制度演进具体过程也未展开讨论，但其研究视角给人启发颇大，许多具体结论，如北宋继承后唐三司使制度等，也多为后来研究者所接受或进一步证实。
周藤吉之著有《北宋三司的性格》[9]《关于北宋三司的兴废》[10]二文，分别讨论三司内部官吏构成，以及组织机构设置。在《北宋三司的性格》一文中，周藤氏梳理了北宋三司长官名称变化，并考察了历任三司长官的前、后官情况，以及三司人吏、军将、大将的设置、管理与职掌。《关于北宋三司的兴废》一文，则将三司视为与中书省、枢密院并立的“三大官厅”之一，力图对其庞大繁杂的内部机构设置加以梳理，并以此为线索，论述其主要职掌变化。周藤氏二文，虽考察对象有所不同，但均为论证北宋三司内部人事、组织架构，继承了五代藩镇体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注意到三司机构、人事制度与唐末五代藩镇体制的联系。作为东京学派“宋代中世说”的主张者，周藤氏针对三司的研究，即是在其有关五代藩镇内部权力结构与支配体制的思路下展开的（周藤氏还曾由宋代衙前等职役关系入手，对五代“节度使支配体制”问题加以考察[11]）。相比砺波护以唐制为主，论述其在五代北宋的演进，周藤吉之先对北宋制度细节加以梳理，再说明其与藩镇体制的联系。其次，周藤氏对三司本身的机构、人员设置、职掌以及相关调整，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梳理，促进了人们对三司在国家机器中的具体作用以及地位变化的理解。
总的来说，砺波护、周藤吉之，对于唐宋转折期性质的理解虽有所不同，但其从各自角度考察三司的形成过程与制度架构，为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周藤氏一文，提出并尝试解决了诸多重要议题。20世纪70～80年代后，有关“唐宋变革”的争论逐渐消沉，日本学者更多转向“专制国家论”导向下的国家与民众关系考察，以及地域社会史研究。此外，寺地遵有关“政治过程”与“政治权力形成”的假说，也促进了政治史研究的推进[12]。有关三司的研究，似乎难以回应上述议题，显得较为沉寂。直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方有新的专论出现。但其关注点，已非自唐宋时代转折出发，而是由北宋自身政治演进议题引发。譬如宫崎圣明通过三司与户部长官比较，考察北宋财政官僚身份资历变化[13]；见城光威对宋初三司与政权构建关系的讨论，认为宋初以来宰相不兼任三司长官，太宗朝对三司的拆分，均反映了君主对财政集权的加强，而真宗朝重设三司使，则因三司运作自主性逐渐形成，不再特别依赖长官裁断，因此并不意味着皇权弱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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