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司如何参与军器修造、河政管理事务，学界也有论述。如吉冈义信、郭志安等曾述及三司官员及其内部机构在治河中的活动[69]。史继刚则对三司及其下属机构与军器制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70]。此外，三司还参与北宋前期官方度量衡的管理制作，郭正忠对相关制度有所考述[71]。三司参与国家财经活动尚多，如物资上供及调拨中的运输管理之类均是，兹不一一具言。
总的来说，学者对三司各方面职能均已多有涉及，其大体可分两类：其一，辅助君主，以各种方式主导或参与财政决策、法令制定；其二，进行财政事务的具体管理，其内容包括收、支、运输等方面，手段则主要为账簿审核监督、行使考课以及人事举荐，必要时也具备采取司法手段的能力。对于三司职掌实际运作的效果，学者也有评述。程民生、冀小斌偏重讨论三司理财体系的弊端，认为北宋中央财政管理主体的多元，三司财力与财权不集中，相关管理机制的混乱，才是造成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72]。杨倩描则对北宋“三司体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弊端均加以总结。杨氏认为，这一体制之所以形成，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为中唐以降新财源开辟，对专门的财政管理机构提出新要求；二为北宋建立后，专制集权强化，伴随着统一包干式预算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一呼百应，一贯到底”，又能贯彻君主意志的机构作为保障。故三司体制在北宋前期形成，具有相当合理性，而其能稳定运转一百二十余年，也充分表明其适应高度集权理财体制的需要。杨氏也对三司体制的弊端加以注意，认为该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两方面：首先，三司地位高，而其事务过于驳杂，不但影响国家机器综合职能，且导致财政组织本身低下；其次，中书枢密院与三司联系较少，三司难以及时获取支出信息，预算编制不充分，影响财政收支计度。杨氏对“三司体制”利弊的总结，在宋人相关议论基础上有所发挥，是目前较具代表性的意见。
（三）有关北宋三司内部机构与职官设置
三司内部机构设置及其变化，是三司研究中积累较丰富的领域。周藤吉之将三司内部官司，分为三部、诸案、子司及其他直属机构等类型分别论述。周藤氏主要梳理了三部各自分工及其在宋初三朝分合情况；分析了宋初三朝三部诸案的整合过程，以及判官、推官的设置过程，此外讨论了熙宁变法期间，裁撤诸案，新设寺监的情况。在考察子司时，周藤氏依判官兼领关系对子司加以分类，分别考察其职能类型，归纳为账簿勾稽、财务凭证异同勘核、财赋失陷关防、文书上传下达、吏人军将管理等类别，并讨论了北宋数次设专司改革账簿管理等活动。最后，作者对元丰改制期间三司的罢废过程略做论述[73]。周藤氏此文，重申了三司组织架构继承五代藩镇体制这一观点。
杨倩描认为，宋廷为应对三司弊端进行的机构改造，主要有两次高潮：其一为太宗时期，其二为神宗时期。关于太宗朝的调整，杨氏认为主要针对三部与子司，围绕三方面问题进行：（1）限制三司使权力，表现为设副使与分三使，但影响了三司内部协同活动；（2）增设审计机构，主要为设征欠、凭由等子司；（3）改换吏人。此外，淳化年间，太宗曾尝试设左右计，彻底改造三司组织架构，但以失败告终[74]。汪圣铎等讨论三司内部组织架构与职掌时，基本引用《职官分纪》《宋史·职官志》《宋会要辑稿》中的相关史料[75]，较少对其演进过程、分工类型加以分析。黄纯艳考察三司组织架构时，根据职能分类，归纳子司相互业务关系，力图呈现三司内部机构在日常运行时的整体面貌[76]。相比周藤氏的分类法，这一方法更有利于观察三司内部的分工合作关系。但黄氏对部分子司性质理解欠妥，如以衙司为负责军粮发放之类。
谢婷则试图突破周藤吉之分别考察诸案、子司的研究方式，转而依时间线索，分析五代宋初三司组织架构的发展，并考察各机构间的关联[77]。作者认为，北宋前期三司机构的调整，主要发生在太宗朝，其中对子司的拆分整合最为频繁。另外，三部、子司的分合过程，并不完全一致。谢氏的研究目标相当具有意义，其思路也颇为合理。但在具体操作中，其几乎不考虑宋初政治、经济方面的复杂局面，而仅就制度演进本身立论，故难以对上述变化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总之，学界对北宋三司内部机构调整的具体过程，以及各阶段特点，已获得较清晰认识：三司内部的机构调整，在宋太祖至宋真宗期间基本完成。其中太祖朝主要完成三部诸案的分工整合，太宗朝的调整最为频繁，不但包括大量子司的设置罢废与合并，甚至于淳化间尝试取消三部改行左右计；至真宗朝，除了个别子司与诸案分工的调整，机构整合基本完成。但学者对不同机构的业务关系、三司内部行政机制的特点仍缺乏充分理解，对历次调整的关联性，以及背后的具体原因，尚未给出合理解释。因此，对这一时期行政机构、人员的调整措置，难获得规律性认识。
（四）有关北宋三司的官吏来源与管理
周藤吉之《北宋三司的性格》一文，较早对三司长官、三司副使的出身、迁转情况进行了细致研究[78]。周藤氏首先梳理了北宋三司长官名称变化，并分析了历任三司长官的前、后官情况，认为自太祖至真宗朝，三司长官前官由“武官”转为“文官”，并由“两省五品以上”官任之，其后官有直入宰相者，但也有外任知州者。自仁宗至元丰改制，三司长官多以本官序位较低的权三司使为之，甚至设置了资望更低的权发遣三司使、权发遣三司公事；其前官多以两制、学士乃至待制为之，后官在仁宗朝尚有升任执政者，神宗中期后再无其人。周藤氏结合神宗朝三司事任的削减，认为上述现象反映了仁宗、神宗之际，三司地位明显下降。关于三司副使，自太祖至真宗朝废置不定，太宗朝有以胥吏出身者为之，至真宗朝以后，则基本以本官员外郎以上，曾任转运使、发运使以及侍御史知杂事者为之；其后官，在太宗、真宗朝时尚有直升三司使者，仁宗朝后则无，多出为沿边三路都转运使或发运使。周藤氏认为，三司副使与转运使、发运使迭相出入，反映了三司统领国家财政，将转运司、发运司置于自身管理之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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