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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22)

  [99] 王曾瑜:《北宋的司农寺》,第43页。王晓斌:《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熙丰变法时期的司农寺研究》,第1页。

  [100] 〔日〕周藤吉之:「北宋における三司の興廃」,頁65~71。

  [101] 郑寿彭:《宋代三司之研究》(三),第425~426页。

  [102] 〔日〕小林隆道:「北宋前半期における財政文書管理—三司火災による文書焼失とその復旧過程の考察から—」,收入氏著『宋代中国の地方統治と情報伝達』,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頁167~190。

  [103] 〔日〕小林隆道:「北宋期における路の行政化—元豊帳法成立を中心に—」,收入氏著『宋代中国の地方統治と情報伝達』,頁191~224。

  [104] 古丽巍:《宋神宗元丰之政的形成及展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34~38页。

  [105] 关于司马光熙宁二年与元祐间关于三司的不同议论及背景分析,参傅礼白《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第85页。

  [106] 李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论批判》,收入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第23页。

  [10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淳化二年九月庚子”条(中华书局,2004,第721页):“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王化基为御史中丞。化基尝慕范滂揽辔澄清之志,献澄清略,言五事。其一复尚书省,曰:……方今省曹之名,未称朝廷之盛。夫三司使额,乃近代权制,判官、推官、勾院、开折、磨勘、凭由、理欠、孔目、勾押、前行、后行,皆州郡官司吏局之名也。”

  [108] 〔日〕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稻禾出版社,1994,第2页。

  [109] 〔日〕平田茂树:《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吕明剑译,〔日〕平田茂树、〔日〕远藤隆俊、〔日〕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3~24页。

  [110] 〔法〕蓝克利:《礼仪、空间与财政活动》,顾良译,《法国汉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第129~163页。

  书评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李鸿宾

  由上、下两篇构成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其中有9篇论文)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是陆扬教授在其论文基础上新推出的学术专著。这里边浸透的中心主题,就是在唐后期尤其晚唐五代军人弄权干政的“雄武”之风气弥漫朝廷上下(乃至全社会)的场域中,以文人、文官作为表征的“文”的气象,始终在那个纷争复杂的政治争衡中占据一个位置。它的意义就体现在传统政治领域中的文武之道,在唐朝后期至北宋建国的王朝演变过程中,当军将通过武力决定朝廷的政治走向之时,文官——特别是他们代表的“文气”,如何保持其气象并最终衍化成为“文治”昌盛的宋代中国。[1]那么,这部作品里边具体都谈了什么问题呢?

  一

  第一篇《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是作者企图揭示与唐前期政治严整规范但却单一呆板迥然有别的充满变数,然而令人遐想无限的后期政治运作的特征和趋向所做的尝试。他以西川刘辟和浙西李锜两个节度使的叛乱为案例,重点剖析宪宗朝廷的政治特点。前者表现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后,围绕节度副使刘辟自署节镇而引起的朝廷派兵征讨的事件。作者从文人受韦皋的重视以及刘本人之文采、才干的兼具引致双方长期合作形成的密切关系入手,论证了刘之接替韦系后者生前之意愿的诸多隐而不彰的因缘,借以推测刘自属行为产生的“合理性”。但随后刘意在强化自身威势而对东川的出兵,却加剧了他与朝廷的矛盾。他的这个举动虽属后期节度使擅权的惯性行为,但他却误判了形势:新皇帝宪宗并非德宗那样姑息藩镇,相反,他要重新建立朝廷政治的新规范,即节度使的任命权完全归于朝廷的掌控!当刘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双方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结局如人所知:叛乱被官军剪平。

  浙西李锜与朝廷的对抗事件尾随西川之后,展现的同是宪宗为施行其新政规范而采取的雷厉风行的行动。如同韦皋长期经营剑南一样,李盘踞浙西亦历久弥长,该地所处的经济优势为他的盘踞提供了条件,但削弱了朝廷的财政命脉。宪宗新政的出现对这种局面形成的空前压力,迫使李采取措施予以应对。然而致使事态不可收拾的,则是他在入朝参拜的问题上表现出的三心二意,这触动了朝廷的底线,李随之就擒于朝廷军队的征服之中。[2]

  对这两桩引起学界重视的节镇抗命的事件,以往的研究多将它们置放在藩镇叛乱中央的套路之中,渗透的是二者对立的思考逻辑。但在作者看来,这种思路将后期社会那种特定空间和时间中出现的中央与藩镇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用单一而静止的线性框架限定,丧失了隐含在其中的具体而个性化的要素。他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这样的框架,揭示两次事件对元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与后期唐廷、藩镇之间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的诸多面向。他认为,两次事件昭示的宪宗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除了军力压制这一手段之外,更重要的则是确立藩镇效忠于朝廷标准的新规则,即在藩镇内部的更替之时是否无条件接受朝廷指定的人选成为首要条件,而其他的种种标准和规范则被剔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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