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是时隔十余年之后作者对刘辟事件的再次思考。引起思考的动力源自与此关联密切的墓志资料的出现。如果说上文是通过剖析宪宗朝廷解决刘辟事件以破除学界有关唐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刻板认识，重新阐释元和新格局的出现及宪宗确立新权威的话，这一增补论文的价值则体现在采用《薛丹墓志》、《李饶墓志》（薛、李二人系夫妇）和《韦羽墓志》、《张氏墓志》等新公布的资料，就朝廷征服刘辟过程中若干晦暗不明的细节进行的辨正。譬如薛丹夫妇二人的志文与西川事件有关的情节，即薛丹从徐州幕府辞职后代表朝廷转向西川、充任高崇文幕僚长的过程，旨在揭示二人同在对付叛乱中出现的薛的“文”与高的“武”之颉颃实乃8、9世纪交替之时朝廷文武风气隔阂的映现。《韦羽墓志》反映的是基层官员奔波于京畿和地方藩府，又在刘辟叛乱爆发之后因焦虑而自杀的悲凉世相。《张氏墓志》的主人系宦官之养女，其子宋重晏作为宦官俱文珍的副手前往蜀地处置刘辟乱后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等，进一步证实作者前文的诸多推测，这无疑既丰富了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现象，也扩展了历史的想象。
第三篇《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作者以宪宗当政时的两位宦官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从墓志与传世文献结合的角度考察二人在9世纪初叶参与朝廷政治活动的具体细节，试图揭示作为服侍宫闱内务的宦官参与朝政的合法性依据。作者认为，此时的宦官机构虽经历了一个日益庞杂似无规则的阶段，但实际上所走的却是遵循某种规则的官僚化道路，这使他们具备了接近外朝官的特征。这一时期宦官体制化无疑是唐朝整体政治文化转型的反映，如果没有翰林学士到宰相升迁模式的定型化或中枢决策新程序的出现，很难想象梁守谦、刘弘规的职务与政治作为会受到如此的瞩目并呈现出支配朝廷动向的制度化趋势。梁、刘主政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的活动并不因皇帝个人的偏好而受影响，代表的是体制化的皇权运作形式，其利益也与体制化的皇权、制度化的内廷权力联系在一起，并内化于唐廷中枢体制结构性的转型之中了。[3]
作者如此论述的目的，亦在回应他撰写博士论文时的思考。那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作为个人的皇帝与作为制度（或职位）的皇帝之间的差别应当辨明。正是在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和重重危机之时，以唐德宗和唐宪宗为代表的君主认识到单凭中央传达的权威已不再足以产生有影响力的效果，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权威体制予以弥补，这就是制度化皇权的新政治，它以内廷的权力与外朝官僚之间的平行运作并由皇帝维系为标志。内廷的权力机构无论是内诸司使还是学士院，它们代表的是制度化皇权而非皇帝的私人意志，德宗顺着此路改制，宪宗多有纠正，内外廷的权势趋于均衡，于是，一种新型的君主独裁和伴随其体制出现的制度化的宦官权威便出现了。制度化的宦官系统亦引致两个结果：一是避免了因皇帝个人宠信而骤然掌控朝野大权的权阉干政，二是作为皇帝权威体现的宦官机构具有了政治正当性及其强烈的群体意识。
第四篇《论冯道的生涯——兼论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是从河北尤其幽州中唐以后的环境与士人的形态入手，考察8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叶该地区的文士与唐朝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后期主流文化中核心与边缘的交集所在。该文的价值体现在作为某种结局的五代对了解此前（唐后期）历史的重要意义，即一种历史事物的潜在力量通常是历经一个巨变的时代才得以爆发出来，包括清流文化在内的晚唐社会诸多现象到了五代才能让人看到它深刻的影响。这个时代不仅上承晚唐，下连北宋，更将唐代文化整合重组并建立了新的范式，冯道就是这种矛盾共同体的产物。
他出仕的背后，展现的与长安朝廷颉颃不逊的河北浸透的主流文化之要素，表明它与朝廷的隔阂冲突与其说是文武价值观的对立，不如说是长安的清流文化与幽州传统和风俗习性的冲突。冯道以词章才能出仕，在因应词科进士崛起的文学官僚世家主流文化的同时，代表的是那些家世并非显赫的本地文儒群体占据朝廷权位的发展趋向。如果说晚唐的主流政治文化尚且保有排他性的话，那么五代同样的文化则更多展现出其包容和灵活的一面，冯道个案的价值就在于这位幽州边缘的文辞儒吏通过词章才干被吸纳进入朝廷中枢、步入主流文化阵营的脚步，彰显的是中央的清流与地方的文儒两种文化的交接。
第五篇是《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作者采用文献的细腻解读和复杂脉络宏观把握的手法，对唐后期至五代十国的清流文化及其政治影响做了透彻的解释。所谓“清流文化”是指被“清流”这个特殊群体所认同的一种政治文化价值系统和实践活动。它形成于8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以后发展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流，影响了社会上层的心态和价值观，左右了朝廷政治集团的用人抉择。清流群体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而是以某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群体。这促使作者以此为核心，把社会史、政治史与唐代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的想象进行联系，去考察中晚唐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历史面貌。作者认为，以文学官僚家族为特征的清流群体之所以出现在中晚唐，是多种条件交织发酵的结果。“清”的标准在南北朝晚期开始逐渐从门第转为文学才能，“文”因此被提升至崇高的地位，而唐采纳政治地位决定身份的标准亦导致当官成为精英奋斗的目标，“文”遂与皇权政治结合，清流成员之地位遽尔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进士词科为代表的科举亦从单纯的人才选拔蜕变为对既有社会精英身份加以认可，清流家族之出现和延续，遂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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