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余英时还是包弼德，他们研讨的断裂与延续的思路历程，其承载者均系王朝时代的士人或士大夫群体。正是这个群体特殊的职业——以思想、文化钻研为要务——赋予了他们王朝意识形态承载人的身份，他们并依此与主宰朝政和王朝运作的政治交织在一起，成为配合君主、协助皇权的掌舵人。尽管唐后期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军事势力成为地方事务的主宰，尤其晚唐军人干政气焰浓烈，然而文人政治、与“浊流”对应的“清流文化”却从长安伸向全国，成为朝廷嬗替前后政治文化延续的“中流砥柱”。这一文一武激荡的前后舞台呈现出来的多重剧目，反映的是一个尚未高度统合、杂存异质文化的王朝，其内部诸多势力通过权力的行使以主宰或支配整个社会的企图。在这一过程中，最能展现实力并影响社会的，无疑就是其中的支配性力量，即所谓“精英”阶层。[13]皇帝、文官、武将均在其内，但却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取向：后期节度使的武人势力，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是从朝廷夺权以巩固自身和地方的利益诉求；德宗、宪宗新政模式的确立则重新强化朝廷对社会控制的权威；配合新政的文人政治及其意识，乃至宦官制度化的推展，无疑促进了新政的实施和兑现。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清流文化”“文”的特质扮演的是唐宋朝代变迁断裂中政治文化的维系和再造的角色，或者说，后期武人势力擢升表象背后隐匿的“清流文化”抟成宋代文人政治发展局面之变迁中的支撑性力量，就在于这种思想文化。这是我们据以理解本书作者重视“清流文化”的要义所在。[14]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69页，59元。）
* * *
[1] 有关唐宋演变之中表现出的“文”“武”风气的转变，或者说北宋重文轻武风气的兴盛，早已为学界所共识，但多数的研究关注宋朝自身，唐朝（尤其后期）的变化只是作为宋朝研究的衬托和参考。将唐宋作为前后演变的整体性观察，据笔者所知并不多见。
[2] 李锜的失败与其主掌军队关系的疏离有直接关联。相关的论述可参阅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505～522页。
[3] 作者又专门以吐突承璀作例，将他与梁、刘分别视作“家奴”与“国家大臣”的两种类型，证明后者运作的制度性特征，从而与以往视宦官专权出于皇帝个人之私意而导致“干权弄政”的乱局做了明确的区别，对他们代表的宦官从政的合法性与学术界以往普遍接受的宦官专权的讨论进行了澄清。见该书第148～157页。
[4] 该书第282页。
[5] 该书第280页。
[6] 该书第313页。
[7] 参见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7页。有关“了解之同情”的新近解释，可参阅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325～342页。
[8]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这一领域，我仅举中英文研究两个学者为例。唐长孺一生撰述的学术作品，基本限于论文，然后结集出版即所谓论文集（按最新出版统计，计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存稿》《山居存稿续编》《山居存稿三编》等，均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晚年则在助手协助下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专著（中华书局，2011）作结。以唐史研究著称旋后专攻中古（汉语）语言学的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一生的论述除了博士论文（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之外，亦多系论文，其汇编见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Aldershot，UK，and Burlington，VT，USA：Ashgate，2001；Central Asia and Non-Chinese Peoples of Ancient China，Aldershot，UK，and Burlington，VT，USA：Ashgate，2002。
[9] 该书《序论》，第3页。
[10] 参见拙文《内源型变迁的王朝权力结构——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书后》，待刊稿。
[11] 参见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探索——克鲁格奖获奖致辞》，余英时著、邵东方编《史学研究经验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第76～83页。
[12] 具体反映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及其姊妹篇《历史上的理学》（〔新加坡〕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两部著作里。
[13] 参见〔英〕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672～673页。
[14] 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上面的多篇论文之中。即如他对墓志资料的关怀，除了声称能够匹配于史学分析的功能之外，墓志记载的那些社会不同层面的精英群体，他们的社会意识、文化心态和自我期许与那个时代的中心价值与主旋律抟为一致，即成为理解那个时代的“风向标”，所以这个群体昭示和揭橥的均系所处时代的核心问题。这应当是作者重视墓志资料的另一个因缘。见该书第327页。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陈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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