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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27)

  一

  陆扬教授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一书,在出版之前就很受学界瞩目,笔者在该书出版之前,就曾经向人推荐过该书。因为之前看过相关论文,既深感概念思维之新,又颇多困惑。2016年出版之后,此书也一纸风行,成为学术畅销书。由于事先的很大期待,在拿到书之后,却有一点失望,这是因为该书并非新著,而只是之前的若干论文的合集。作者的系统性的论述显然还没有完全展开,当然作者的基本思路和未来的模样已经有了雏形,也有讨论之可能。笔者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写下了一点笔记,就教于陆扬教授及其他方家,并不敢妄称评论。

  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主题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当即书题之“唐帝国”,下篇主题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则为书题之“清流文化”。两者虽然内容有差异,但作者显然是要努力打通,在论述上其实互有交叉。

  上篇讨论“唐帝国”,是围绕宪宗朝政治展开的。其中《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下文简称《西川》)、《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下文简称《宦官》),源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九世纪中国的皇帝及其敌人:唐宪宗及其时代研究》。上篇中的第二篇文章《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下文简称《再论》),虽是对前篇《西川》一文的补充,但对结论而言并未提供太多新意见,而主要是对部分经历了西川事件的“清流”文官的政治生涯做了叙述,也许更像是清流文化的文章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吧。

  下篇讨论的是“清流文化”,《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下文简称《清流》)一文是理论框架的构建。后面几篇文章则是分不同时段展开的具体论证,《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下文简称《上官婉儿》)讨论的武后、玄宗时期,正是清流文化的开端时期;《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下文简称《词臣》)讨论跨度较长,从唐前期到晚唐五代。上篇末尾的《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下文简称《冯道》)一文讨论的时段在五代乃至宋初,以其内容和顺序而言,似应放在下篇清流文化的末尾,不知何故却放在了上篇。或许是因为冯道出自幽州,涉及藩镇问题之故?

  下篇末尾是《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这是一篇书评,也是一篇讨论石刻新史料的方法论文章。阅读此文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对石刻文献使用的观点和方法。不过此文与清流文化主题无关,似可列入附录之中。而附录的《西方唐史研究概观》一文虽不涉及本书主题,但一样对于阅读本书有重要价值。因为此文可以反映出作者对于西方唐史研究的基本认识,从中亦能看出作者的一些研究思路。当然,《序论》是不能不首先阅读的文字,因为不仅有作者自己总结性的内容,还透露了很多写作、思考的过程。就是在阅读的趣味性上,也是很好的。

  二

  我们首先将这些论文做一大概介绍,了解作者所欲表达的基本含义。间或做一些感想评价。当然,肯定会存在着一些不解和误读之处了。

  《西川》所述的历史事件是唐宪宗初年对西川、浙西两镇叛乱的平定。历史背景是当时盛行的“姑息之政”——从肃宗开始,唐中央对地方藩镇节帅自行更替,大多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刘辟能顺利接替韦皋地位,其“关键原因有二:一是他的举措不仅符合贞元以来藩镇权力交接的政治游戏规则……而同时刘辟本人也并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叛逆;二是这一举动得到了西川内部许多文武僚佐的默许甚至支持”(第77页)。但是与此相反的是,此时宪宗新继位,决心改变德宗以来对藩镇“姑息”态度,宪宗元和新政的核心“就是皇帝对藩镇的绝对权威”。因此,朝廷对刘辟迟迟未予认可(即把留后正式任命为节度使),于是刘辟采取一般藩镇的常规手段——出兵东川,想以此给中央施加压力。刘辟还是继续了旧的姑息之政时期的思维,对中央的上述改变并不真正明白。“两方势力在认知不对等的情况下走上了无法挽回的冲突。”征讨过程又被细分为两个阶段予以叙述,总之,刘辟因为事出意外,导致在整个博弈过程中节节败退。

  《西川》一文是本书中非常突出的一篇,论证清晰细密,新见迭出。特别注意到藩镇一方的态度和“认知”问题,对重新理解西川事件十分有帮助。本文的具体贡献,作者先后在两处做了说明。“第一,对这一事件过程的仔细解读可以颠覆以往史学界对唐代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的一些刻板认知(按:这里的刻板认知指的是‘普遍的误解是把藩镇对中央的不服从都视为叛乱’这一点,见第20页);二是可以重新解释元和时代政治新格局产生和唐宪宗个人权威确立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三是从这一事件出发,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中晚唐的背景下,政治舆论可以对皇权的发挥产生何种影响。”(第59页)在《序论》部分,作者又从研究方法上总结了此文的一些收获,特别是作者强调的“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更是关于行动中的人或群体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认知的历史,这种不同的认知以及导致的政治行为的错位常常是冲突的根源所在”(第4页)。笔者也觉得,这些方法论的揭示和实践,对“新政治史”来说,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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