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其实清流现象，在此前已被学者关注，不过分散在了三个不同的领域中讨论：唐代科举文化、中古士族研究和唐中后期政治史（第12页）。这一现象，大概是指唐后期出现的高官世袭现象，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化倾向。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清流群体是“通过科第、援引、仕宦以及婚姻等途径建立起密切的网络”，具有世袭特征。
对此，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就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在支持唐宋变革理论的学者看来，这其实不值一提，这本来就是士族社会的正常现象。如毛汉光就通过统计论证唐后期的高官多来自士族，科举成了士族垄断入仕的新途径，一如九品中正制的功能。而反对唐宋变革理论的如吴宗国师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揭示出唐后期（贞元、元和以后），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指出高级官僚世袭现象，也就是进士家族贵族化。在这里，问题的核心变成了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个环节，而与士族无关。可以看到，对于同一历史现象，持士族论的认为是士族垄断科举，而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科举塑造官僚家族，其背后的社会认识观大异其趣。显然作者立论的背景认识是与吴宗国师等学者的观点相近。
但为了形成新的认识框架，避免一些旧的问题，描述同样一个群体，作者就引入“文”这一概念。不过，作者对“文”的作用，显然过分夸大了。在作者的观点中，对文的信仰心态和文词的巨大功用，是导致清流阶层有高超地位、独立价值的根本动力。
唐代社会对文的信仰心态，正如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总说》所指出的：“从南朝到北宋，即五世纪到十一世纪，可说是文学的时代，诗文写作的价值高张，文才被认为是才能的首要表征，知识界中的领导者大多为文学家，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世界文化史上也难有其匹。”毛汉光的《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任官标准之观察》、龚鹏程的《唐代思潮》等有更多阐述。
其次是关于文词的巨大功用，其实要论证的就是“文”如何在皇权中得以体现。作者的证据主要来自两方面：（1）圣旨（或奏折）的表达非常关键；（2）文人之间互相颂扬和自许的话语（词宗、大手笔等）。有关圣旨撰写的论证不多。而关于文人互相颂扬的那些话语，大量引用的是墓志等资料。且不说这些文字本身是比较空洞的，而且就墓志本身来说，往往有夸大之处，不足完全采信。
另外，作者所指的清流家族的制造和延续现象，完全归功于“文”。但如果我们从科举视角看，这主要是一个官僚（科举和铨选）现象，和文学当然也有关，但似乎不是必然性的。
相反的是，作者的“清”的概念，则显得太过缩小了。清浊观念来自门阀士族时代，不过唐代官制也有继承，如《唐六典》中明确记载了清望官、清官。这个清官完全不挑战皇权，而只是升官的快速通道而已。尽管作者从历官去概括“清流”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引入了“文”，就极大地影响到了作者对“清”的界定，他所指的清流，重心几乎都在词臣，比之唐代朝廷规定的清官范围大大缩减。唐廷规定的清官，包括三省、御史台的所有官员，太常寺、国子监、秘书省等文化部门的所有官员，以及除以上官署以外的三品以上所有官员，甚至还有部分武官。可以说，中央官中，大部分都被列入清官范畴。事实上，从张九龄到唐末李振，他们所指的清流，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唐廷规范的“清官”概念，但无疑都远远大于词臣这个概念。
若从学术资源上看，郝若贝将中国精英的主题概括为“经过门阀到职业精英再到地方精英的转型”，包弼德在《斯文》中提到士的价值系统有三个转变，等等，恐怕都会是启发作者的学术资源吧。
如果仅把清流群体的时间局限在唐末之前，那么本书与传统的中古士族等研究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换了一个视角。所以，作者观点的最大要害之处，在我的理解中，并不仅是把清流概念提出来，而在于：清流并没有在唐末消亡，而是继续到五代乃至宋。这是清流文化理论中颠覆性最大的。其论证过程主要在《清流》的第三章和《冯道》一文。
清流文化在唐末动乱中活下来，主要来自两点：一是清流的独立性，二是清流从中央扩散到地方这个过程。作者的这个思路和谭凯（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贵族的崩溃》的观点相似。谭凯认为，以首都（长安和洛阳）为代表的国家精英充分利用了科举制维持社会身份与地位，唐代的国家精英（贵族）在黄巢起义中覆亡，而地方精英得以幸存，推动着唐代的国家精英逐渐向两宋的地方精英转变。（书评见王晶《重绘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
作者认为清流在五代时期，依然很强大。若果真如此，他就要证明这样一个前提：文臣依然占据五代时期政治的核心地位。这里作者的论证有些让人不太容易接受。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作者基于理论的需求而误读史料的现象。这个例子就是《旧唐书·哀帝纪》所载的敕书，那篇敕书其实是为白马之祸消灭清流找借口的。文中说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来看这段史料，它其实清晰指向的是文官与武官的矛盾，而非所谓文官内部非清流对清流的不满。“蓝衫鱼简”，指的乃是文官，而“拖紫腰金”明显是武官了。邓小南《祖宗之法》第二章“走出五代”中，就明确指出“它（诏书）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第109页）。文武的矛盾，其实从唐后期就明显展开了，在地方官职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唐晚期出现了大量的“吏化军职”，押衙等武职成为吏的名号，唐末时期这种冲突尤其突出。白马之祸其实正是朱温篡唐的前奏，朱温要在官僚格局上事先布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以藩镇系统的武官去代替中央的文官。面对裴枢的不知趣，朱温的愤怒显然是武官立场的，而非李振式的。当然，冲突中肯定也存在着被清流排斥的李振之流的矛盾，但这不是要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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