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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33)

  缺点方面,首先是作者论证的方式相对单一,比如对清流词臣的叙述,基本从墓志传主生平入手,进行个案分析。但是清流毕竟是一个群体的存在,而非仅仅单个个别的词臣,所以群体性的观察是不可缺的。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作者对大量数据统计的怀疑,所以过于谨慎进行统计性的研究。其次,史料运用上,过分倚重墓志材料,而且对传世文献的警惕没有表现在对墓志史料的使用上。比如墓志中大量夸奖赞美的语句,未见作者提出质疑。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时有理论先行、强解史料的问题,尤其突出表现在《冯道》一文中。作者将冯道作为清流的典型来描述,不但与既有研究有较多冲突,与《旧五代史·冯道传》的阅读体验也有较大反差,所以读起来给人生硬和强凑之感。所以,一方面,作者要对唐宋变革这样的建构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同样的毛病还是会出现——从理论推导出一些史实认识,来颠覆一般性的史实认识。比如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君主独裁最早出现在八世纪末,尤其是德宗等君主在位的时代。”这一观点不由令人想起竺沙雅章对宋太宗的判断,何其相似。还有就是对唐末五代文人地位的过高估计,显然也是由理论的需要而导致的。

  当然,理论构架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历史认识总是不断被建构,甚至被颠覆,需要我们去构建理论,来认识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认识对历史史实的构建的界线在哪里?显然,这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问题。大概也是所有史学研究者面临的困惑吧。

  最后想说的是,以上所有的分析论说,只是基于作者还未完全展开的论著而言的,所以这些判断是否符合作者原意,笔者都不敢自信。也因此,我们更加期待阅读作者在该书基础上将要完成的两部新的大著。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69页,59元。)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胡耀飞

  唐史研究历来偏重唐前期,对于中后期关注不够,不过这一现象近年来多有改观。就专著而言,先有谭凯(Nicolas Tackett)关于世族衰亡的专著,后有陆扬对于晚唐清流文化的阐发。[1]前者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在晚唐的消亡问题,认为黄巢(?~884)之起,特别是对长安的占领和屠杀从肉体上摧毁了这一阶层。后者主要从对唐代中后期世族中潜行的清流文化的揭示,看其政治文化在唐后期五代的赓续问题。总体而言,这两本书的观点是相左的,前者强调黄巢集团的暴力行为对世族消亡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强调世族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无论哪一种对唐代中后期的研究,其实都绕不开两次重大事件,也就是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这两次事件之所以成为唐中后期的时间界限,主要在于对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基于此,学界对两次事件本身的相关研究,历来十分丰富。[2]此外所涉及的问题,则是普遍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及其割据现象。这是讨论唐朝中后期的历史所绕不开的问题,近年来对此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3]而在人们接受了唐代中后期藩镇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来认识整个藩镇时代的兴衰,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对此,五十多年前王赓武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作为对藩镇衰落之势的代表性研究,至今无人超越。[4]而本文所评新近出版的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则可作为研究藩镇启幕目前最全面的成果。

  一

  《危机与重构》(以下简称“李书”)是一部政治史、军事史著作,是作者李碧妍在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李书除了绪论、代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和附录(“李怀让之死”)外,共分四章内容。关于李书大致内容及作者的写作心路,作者已经在一次公开对谈中予以详述。[5]不过出于书评体例,以下还是先就笔者的理解,对李书内容略做介绍。

  首先,作者在绪论中就该书整体结构,即作者的研究动机、路径、手段和步骤予以概述,然后梳理和反省中外学界藩镇研究的成果。就成果而言,作者根据两种基本思路整理,即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前者多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后者多为日本学者所关注(第5~14页)。作者本人的计划,则要打通和兼顾这两方面。当然,一般著述绪论多先介绍学术史,再概述全书结构。所以,作者若能换个顺序,在学术史基础上,就该书所要论述的内容进行介绍,应该会更引人入胜。

  其次,作者分四章,分别讨论了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大区域之中,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产生的种种动向,特别是各藩镇创设和撤销,藩镇辖区分割与合并,藩镇军力来源多样化,以及藩镇节帅和将领乃至基层军士的各种心态变化。

  第一章“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正所谓“渔阳颦鼓动地来”[6],安史之乱爆发于幽州一地,逐渐波及整个北方。但作者显然并不是专门研究安史之乱,故而将目光首先聚焦于安史之乱战场所在地,特别是闻名遐迩的睢阳保卫战之发生地——河南道。并由睢阳之战的惨烈情况,揭示其背后存在的唐廷与地方军事力量之间的纵横捭阖之势。当然,睢阳之战也只是一个开篇,本章重要内容包含三点:一是通过梳理唐廷先后任命的李光弼(708~764)、王缙(700~781)和裴冕(703~770)三任“河南副元帅”(第43~55页),以及历任河南节度使(第32页),揭示了安禄山叛乱的前车之鉴,导致功高震主的平叛将领在此后的不再受信任,以及逃亡蜀地的唐玄宗(685~762,712~756年在位)和称帝灵武的唐肃宗(711~762,756~762年在位)之间的人事矛盾;二是通过梳理河南节度、永平军这两个最终一步步被切割的藩镇之兴衰,揭示了安史之乱后已经形成割据之势的河朔和淮西藩镇,对河南道藩镇格局的逐渐定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第57~74页);三是对平卢系藩镇的再次探讨,特别是平卢军被一分为三,是元和(806~820)中兴的一件大事,故而得到历代学者的充分关注,但作者这里更想要强调的是在早期藩镇分合基础上逐渐出现的新型藩镇,经过平卢系将领的不断消亡,而慢慢走上“骄兵”主导政治的道路(第104~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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