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行营组织的设置。
随着府兵制的日渐衰落，唐前期盛行的行军体制也不再流行，直至睿、玄之际节度使体制的起步，新的驭边策略，乃至战争动员机制开始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前，主要地处边疆地区的节度使，承担了唐王朝与边境诸政权的作战职能。随着战果的扩大，边疆地区节度使日益成为手握重兵的将领，严重威胁到唐廷的权威。最终，经过安史之乱及其应对，节度使体制扩展到内地。藩镇的普遍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另一方面也有分而治之的目的。不过这时已经无法行用府兵制和行军制，取而代之的便是行营制。行营可追溯至安史之乱以前，但却在安史之乱期间从泛称转为专称。[25]此后，唐廷每当征讨某个具有不臣倾向的藩镇时，即会组织由其他各道或神策军组成的行营。
在笔者看来，行营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神策军在各驻地的神策军行营；一类是战争期间具有临时性质的行营。黄寿成对于河北地区神策军行营的梳理，[26]以及黄楼和李书作者李碧妍对关中地区神策军城镇的整理（第209～248页），[27]都是关注前一类行营。目前关注较少的是后一类行营，李书虽然也涉及，但并未深入。笔者曾就自己关注的时段——唐末，探讨了唐廷镇压黄巢期间所设置的行营，[28]晚唐在代北地区设置的代北行营，[29]以及唐末唐廷征讨蔡州秦宗权的蔡州行营。[30]然而，对于晚唐时期其他时段的各类行营，尚需更多个案研究。就李书而言，作者在讨论关内振武军藩镇时（第129页），曾提及一段史料：“陛下各以其地及其众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31]这段话很好地传达出了后一类行营的内涵，即各藩镇出兵，由一人统领由诸道兵组成的行营。而当行营统帅被罢，则行营诸将也就回到原来所在藩镇，行营随之解散。在这类行营内部，行营的统帅和参与行营的诸道兵之间，以及与唐廷之间组合成的各种关系，就成为我们观察当时（特别是战争期间）朝藩关系和藩镇格局的最佳窗口。
再次，藩镇时代的延续。
所谓藩镇时代的延续，不仅是指全国大部分地方在行政体制上以藩镇体制为主导，也指各地在经济社会及文化上存在的藩镇思维。可以说，安史之乱，开启了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迥异于唐前期的“藩镇时代”。这样的一个藩镇时代，不仅在于藩镇数量和边界的日渐固定，也在于藩镇地域文化的慢慢形成。这一时代起始于安史之乱结束前后，终结于北宋最终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两百年左右的时间。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时间段，即从安史之乱结束前后到王黄之乱的结束。王黄之乱的爆发，改变了旧有的藩镇格局，使得部分藩镇日渐走上兼并和统一战争的轨道，这不在李书主要讨论范围之内，本文也暂不涉及。
作者在代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中，已经阐发了藩镇时代所带来的两大影响：一是地方政策从“关中本位”到“中央本位”，二是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第536～546页）。在这两大影响中，更重要的是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这也是笔者想要强调的。对于典型藩镇时代的地方势力，作者在第三章对河北藩镇地区两种军事构造模式的区分，即为很好的研究。当然，无论是作者对于河北道燕南、燕、燕北的划分，还是边州、次边州和南部地区的划分，乃至对于“安史旧部型藩镇”和“新兴的地域型藩镇”的区分，都不可避免涉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是在安史之乱以前即已存在，但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状态下被加强了。而这方面，陈磊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唐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和社会分群，惜作者未能就此文进行对话。[32]目前来看，虽然由于对藩镇个案的雷同性研究已经过多，大家深感疲惫，[33]但依然需要在更全面地借鉴和利用已有的藩镇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藩镇时代之下各个藩镇内部的具体动向，特别是地方势力的日渐崛起和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对后世的影响。[34]
以上，笔者通过对李书内容的阐发，揭示了该书在研究藩镇时代启幕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启幕之后，是藩镇时代的具体展开，这方面还需要更多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61页，7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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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关于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的学术史，分别参见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7～17页；胡耀飞《百年来王黄之乱研究综述（附：王黄之乱学术史编年录）》，林淑贞主编《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21期，中国唐代学会，2015，第69～107页。
[3] 相关研究史及代表性专著，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
[4] Wang Gungwu，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3；中译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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