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推进，除了带给我们更深入的认识，还带来更多的话题和思考。
第一，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除了中枢体制外还有哪些方面值得再做讨论？本书对中枢的宰执有相当精到的分析，但是对于与北宋政治密切关联的台谏制度似乎着墨略少。台谏由于在历次政治风波中皆是主力，因此相关制度与台谏选择，及其与宰执的关系，历来是宋代政治史关注的议题，如果将其纳入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观察，或许会得出新的见解。对于徽宗朝权力结构的分析，对崇宁、大观时期略而不谈，亦不能凸显蔡京“公相”的特殊之处，而这似是北宋晚期政治体制研究的题中之义。作者目前的讨论内容安排，不免有为服务于结论的需要而随意裁剪史事之嫌。
第二，对北宋后期政治史研究，跳出斗争史、党争史的固有框架，引入分析性、包容性视角，进行全新解释，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新党”“旧党”之分野是宋人甚至是历史的当事人所设定的，面对北宋晚期大量见诸记载的党争事例，今人是否可以完全避而不见，以此来消解党派分野？如对宣仁太后政治立场的分析，作者认为宣仁太后本身并没有新旧党的政治立场选择，仅有个人感情偏好，但宣仁太后之女蜀国长公主，其夫王诜在“乌台诗案”中受到重处，熙宁元丰变法时期有关宗室恩泽的裁减波及后族，这些都会影响到宣仁太后的政治立场。再如对司马光本人政治立场的分析。尽管司马光在元祐表现出所谓的立场多元，但其所举之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曾经先后反对新法之人，可见其多元仍是有明确偏向的。脱离党争框架，并不是一定要消解“新旧党”这一在当时存在的政治集团的边界，一些人在不同政治集团中出入，本就是不同时期个人的政治立场选择，是否就可以解读为没有政治立场？政治立场与一般性的政治态度似乎也应有所区别，如地方官员在执行朝廷具体政令时要面对不同区域的实际状况，如朝廷政令强力推行却难以执行，官员的反应是一般性的政治态度，还是更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立场？如果我们仍旧考虑宋人不断以“党”来划分政治群体，这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应该的讨论对象？
第三，车盖亭诗案等党争事例之外，崇宁的立党籍碑、禁元祐学术等显然措施更为严厉。如果以北宋晚期为时间单元，将其与车盖亭诗案、编类臣僚文字等做细致比较，应当可以形成更为完整的北宋晚期政治文化的面貌。但目前作者并未将这些本不应回避的话题纳入讨论的范畴，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说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呢？
第四，道教作为徽宗朝自我神化的资源，为徽宗塑造圣王、圣治服务，这样的解释尽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徽宗举全国之力营建各类道教建筑，甚至更改种种政治名号，等等，将所有这些佞道之举单纯归结为工具化的利用，说服力似乎仍显不足。
第五，如何看待士大夫政治。在作者看来，士大夫政治的异化是北宋晚期各种政治困局的根源，而这种异化的形成原因是君主、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无法以正常途径实践，这或是指垂帘体制，或是指“一道德”的努力变为肃清异己。那么北宋是否出现过正常形态的士大夫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如果在君权结构中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建基于上的士大夫政治，是否有建立的可能？因此，还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士大夫政治的具体形态究竟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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