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王旦《国史》指撰修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三朝国史》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之史，由仁宗时吕夷简所进；《两朝国史》为仁宗、英宗两朝之史；《四朝国史》为北宋后期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之史，撰修于南宋前期。《神宗正史》《哲宗正史》分别为神宗朝、哲宗朝“国史”，其主要内容包含于李焘、洪迈所主持修纂的《四朝国史》中。而据南宋初洪迈所云：“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3]是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南宋初已不传。在南宋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太宗朝的记事中，尝屡次称引《两朝史志》，而据裴汝诚先生考证，此乃指神宗时期编纂的仁宗、英宗《两朝国史》。[4]
此外，记载南宋史事的“国史”，乃属理宗时为李心传所修之高、孝、光、宁《四朝国史》，也称《中兴四朝国史》。
至南宋理宗朝以后，因国是日非，救亡不迨，故宋廷未及纂修“国史”，然“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则颇有成稿者。如《宋史·艺文志·编年类》载：
《理宗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理宗日历》二百九十二册，又《日历》一百八十册。《度宗时政记》七十八册。《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5]
元人撰修《宋史》之时，是否利用过上述宋末之“实录”“日历”？据现见史料记载，当可做肯定之回答。
宋朝重视修撰本朝史，修史制度完备。其官修之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之“起居注”，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情况之“时政记”，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修之“日历”，并在此基础上编撰而成之编年体“实录”，并据“实录”为主要史料来源所编撰之纪传体“国史”，还有详细记录典章制度之“会要”等。当南宋亡国时，藏于史馆之史料大都为元人所接收，并北迁而归于元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载：“时翰林学士李盘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6]虽然元末史臣尝称两宋史料颇有亡失，但基本史料俱在。如元史官苏天爵曾言：“愚尝备员史属，阅近代载籍，宋自建隆迄于嘉定，实录、编年、纪志表传盖数万言，其未成书者第宝庆、咸淳之事而已。”[7]又言：“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图谱、别集、小说不知其几。……理、度两朝事最不完，《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8]而尝参与《宋史》编撰的危素于《昭先小录序》中亦云：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陈公照死城守。后六十九年，为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诏修辽、金、宋史。其曾孙显曾以书告史官翰林直学士王公沂师鲁、翰林修撰陈君祖仁子山、经筵检讨危素太朴，请录公死节事。陈君及素复书曰：“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实当纪公事，而慎重不轻信。”于是显曾又亟以书告余君，反复哀痛。余君虽爱其词，然犹难之。后从国史院史库得《德祐日记》，载公授官岁月，与夫复城、城守两转官，城破死节褒赠等事甚悉，始为立传。而显曾未知也，遂走京师，使谒余君以请。今其传既上进矣，显曾退而辑次诸公为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后所与书问，题曰《昭先录》，使素序其端。[9]
可知《宋史》史文，于宁宗以前，主要据宋人所撰修之《国史》（以《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为主），而理宗以后，则主要凭依上述之“实录”“日历”“时政记”等。故赵翼以为“大概……宋度宗以前之史”，皆“宋旧史也”[10]的说法似有不确，即度宗以后史事，亦尝依据宋朝官修的《度宗时政记》《德祐事迹日记》等史籍。但因岁月久远，包括此四部《国史》的两宋“国史”等皆已亡佚。
二 《宋史》文字源出宋“国史”举例
《廿二史札记·宋史多国史原本》例举《宋史》之传文据宋“国史”编纂者，如：“《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方技传序》云‘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及《方技传》，今去二志，独存《方技》’。《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指出“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11]然《宋史》此类据宋“国史”编纂之“迹”，在“志”文内亦屡见之。如：
卷四八《天文志序》称“今东都旧史所书”云云，“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而取欧阳修《新唐书》《五代史记》为法，凡征验之说有涉于傅会，咸削而不书，归于传信而已矣”。[12]
卷六一《五行志序》称“旧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麦、醴泉、芝草之属，不绝于书”云云，故“今因先后史氏所纪休咎之征，汇而辑之，作《五行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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