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宋代任何被认为灵验的神祇都有机会获得朝廷的封赐，这种封赐制度确实可以理解为“通过承认地方的神明把地方传统纳入了国家正统的范畴”，[65]与明代以来“主张淫祠不予赐封”非常不同。不过温州永嘉、瑞安两县可以确证在宋代获得封赐的祠庙只有海神显相庙一种，万历府志记载知州范峋于元祐五年梦神并奏报朝廷，崇宁元年（1102）赐额“善济”，[66]此事弘治府志失载，但见载于《宋会要》。[67]弘治府志中有封赐记载的灵惠庙、广济庙、孚泽庙、显应庙等，或者显得并不重要，或者记载相当错乱，比如奉祀林三益的广济庙，知州奏报事在元代，而封侯事在宋咸淳七年。而三港大圣行祠等弘治府志中没有封赐记录但比较重要的祠庙，在后出的方志中却常有封赐的详尽记录。由于后人伪造封赐记录的情况比较常见，仅凭方志文献不能确定这些祠庙在宋元时期的封赐情况，这对分析宋元温州祠庙的封赐情况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封赐祠庙仅占地方祠庙的极小部分，意味着通过封赐研究仅能了解地方祠庙体系中金字塔尖的情况，由此也显示努力复原宋元地方祠庙整体格局的意义所在。
宋元温州的祠庙体系基本上是社会各群体共享的开放场域。温州地方官引进夏大禹王行祠和改造海神庙，以及许景衡、项公泽等地方士大夫参与林三益的造神过程，都只是不同势力共同参与祠庙构建的表现，可能对城内祠庙体系造成局部的影响而并不构成主导性力量，对乡村地区的影响更是微弱。战争背景下封赐某些平民神祇更像是一种“征召”行为，与一般象征官方道德规范的功德类祠庙似乎也有区别。由于宋代祠庙本身并不作为国家的异端出现，因此也谈不上封赐的“正统化”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代封赐民间神祇的意义在于丰富国家的“神殿”，就像通过科举制度充实朝廷的官僚系统一样。在这个开放的场域中，紧张与冲突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神祇之间，比如瑞安县显应庙的神明攻击五显神，薛季宣又请道士与兴福九圣庙的巫鬼斗法，最终亲自捣毁兴福九圣庙。
以上讨论可以视为对宋代祠庙相关研究的回应。不过本文关注的焦点仍然在于通过复原地方祠庙体系观察到由小农、土豪、福建移民、海商与道教共同构建起来的宋元温州民间社会，以及朝廷、地方官、本土新士大夫对祠庙场域的有限参与。虽然这不是宋代温州社会结构精确而完整的图景，至少可以勾勒一个可能局部残缺的大概轮廓。这样的图景经由特定的明代方志复原获得，现存宋元方志可能尚不能达成类似效果。由此观察宋明之际的历史记述，可以视之为延续、断裂以及不合理追溯三种现象并存的状态。通过明代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复原宋元历史虽然机会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相比之下由于不合理追溯而呈现的某种宋元明转型趋势更值得研究者警惕。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Local Temple and Shrine Systems in the Song-Yuan Periods from the Ming Gazetteers：A Case Study on the Temple Records in the Record of the Wenzhou Prefecture in the Reign Period of Hongzhi
Wu Zhengqiang
Abstract：The field work is difficult to directly illustrate the comprehensive image of popular beliefs in pre-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extual sources only provide very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deities and how the court honored or persecuted local temples and shrines. Any attempt of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centered on temples and shrines in the Song and Yuan eras is difficult. This paper wonders whether or not we can discu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Temple and Shrine Systems in the Song-Yuan periods from the Ming Gazetteers especially by reading the sections on the temples and shrines in the Yongjia and Rui’an counties in the Record of the Wenzhou Prefecture in the Reign Period of Hongzhi（《弘治温州府志》）. This can be a social history study，but in the meantime，it is also an issue of textual analysis. By reconstructing，we can observe a local society in Wenzhou which was constituted by farmers，landlords，immigrants from Fujian，maritime merchants，and Daoists. The court，local officials，and new elite literati also partially participated in this society. This image can be obtained by specific gazetteers from the Ming dynasty. Current extant gazetteers from the Song and Yuan eras cannot help us.
Key words：Song-Yuan periods，Wenzhou，Gazetteers，local Temple
* * *
[1] 代表性的作品如万志英《财富的法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华琛《神明的标准化——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960～1960年》，德格洛珀《鹿港的宗教和仪式》，武雅士《神、鬼和祖先》等，分别参考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武雅士等《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 参见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1997年第2期，第187～219页；程民生《论宋代的神祠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沈宗宪《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政策》，《大陆杂志》1995年第6期；蓝克利《礼仪、空间与财政——11世纪中国的主权重组》，《法国汉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颜章炮《晚唐至宋福建地区的造神高潮》，《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刘黎明《论宋代民间淫祠》，《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高致华编《探寻民间诸神与信仰文化》，黄山书社，2006；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杨俊峰《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兼论祠祀的“中心化”》，台湾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贺喜《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三联书店，2011；小岛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の地方志における记述と论理」，『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91年2期，頁87～213；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庙と赐额について-释文·と刘克庄の视点-」，『宋代の知识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汲古書院，1993；松元浩一「中国村落における祠庙とその变迁——中国の祠庙に关する研究动向と问题点」，『社会文化史学』31号，1993；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庙の庙额·封号の下赐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9号，1994；水越知「宋代社会と祠廟信仰の展開：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廟の出現」，『東洋史研究』，2002年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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