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代的佛教绘画中，仅留存着用名为“密陀僧”的油画料画在“玉虫厨子[16]”上以释迦《本生经》故事为主题的画，以及圣德太子妻子桔郎女在太子死后想象往生天寿国所创作的刺绣图。
飞鸟时代之后，区别于前者，被视为美术史上的一个时代的是白凤时代。事实上白凤这一年号并不存在，但习惯上大都将从天武、持统前后至八世纪初期诞生的风格样式称为“白凤样式”。
最充分反映这种风格样式的是留存至今的平城京原址上的药师寺三重塔和佛像。现在的药师寺，是创建于飞鸟的药师寺在平城迁都后移至此地的。由于原药师寺在飞鸟留了一段时间，因此与法隆寺相同，关于现在药师寺内的佛塔和佛像的年代，即究竟是当初的原物还是平城迁都后建造的，出现了两种分歧的观点。但无论怎样，可以说它们具备了飞鸟时代与之后天平时代过渡期的风格特色。此时，这些作品已经摆脱了中国南北朝时代的风格，开始学习初唐风格。佛塔为三重塔，由于各层皆有外檐，每层的房檐与外檐长短交错，展现了赏心悦目的律动美，让人切身感受到建筑艺术是“凝固的音乐”这句话的内涵（图11）。
图11 药师寺的三重塔（图片：TPG）
金堂中雄伟的药师三尊佛像（图12）与东院的圣观音像都是金铜像，垂至底座的衣摆既有飞鸟的遗风，又能从写实的相貌以及透过贴身衣裳浮现的丰满肉体上，看到以留存于宝庆寺等地的唐朝风格为媒介的古老印度笈多王朝的佛像雕刻技法。
图12 药师寺金堂本尊药师佛像（图片：TPG）
从既是真正的佛画中最古老的遗产，又是日本绘画史上一大杰作的法隆寺金堂壁画上也能看到这一点。犹如铁丝般硬朗的轮廓线以及明暗渐进的色彩，令人联想起源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的外来技法（图13）。这一壁画，从其风格而言，一般认为是白凤时代的作品，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的一场大火焚毁了大部分的原貌，令人不禁扼腕。
概而言之，白凤时代是在技术层面上由南北朝风格向唐朝风格转换的初期，不愧为律令体制确立期统治阶级热情最为高涨的时代产物，后世评价它比紧随其后的天平时代的作品洋溢着更加健康和充实的力量。兴福寺的佛头（原在山田寺）也是该时代的杰作之一，每个佛头的眼中都透露出孩童般的秀美神情。
图13 法隆寺壁画（图片：TPG）
图13 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图片：TPG）
1972年在飞鸟的高松冢古坟发现的男女官员像等彩色壁画（图14），虽然不是佛教美术，但为末期的装饰古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写实的日本风俗画，这幅作品代表了真正世俗画历史的开始，有人说这也是对战后法隆寺金堂壁画遭焚毁的补偿。
图14 高松冢古坟壁画
以圣武天皇时代为中心的天平时代的美术，包括堪称这一时期伟大丰碑的东大寺大佛殿和大佛在内，最顶尖的作品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因此，很难给予准确评价。但是，在建筑方面有唐招提寺的金堂和东大寺的法华堂。历尽艰辛东渡日本并带来律宗的唐朝僧人鉴真曾居住在唐招提寺，金堂中的无墙明柱群令人联想起希腊的神殿。雕刻方面，留下了大量继承盛唐风格的写实性作品，如法华堂的执金刚像、日月和日光菩萨像、东大寺戒坛院的四大天王像、新药师寺的十二神将像、兴福寺的八部众像（图15）、十大弟子像等。
图15 兴福寺八部众之一：阿修罗像（辻本米三郎摄影）
虽然同样称为写实作品，天平雕刻的写实风格与镰仓时代不同，被公认为将颂神性融于写实中，发挥了理想与现实成功统一的特色。较之白凤雕刻的雄健，天平雕刻更弥漫着甚至到了神经质地步的细腻情感，这也许反映了律令统治体制的矛盾式发展。
还需注意的是，天平时代的美术中有很多涉及世俗艺术的作品，如迁移至平城京大内里建筑物中的唐招提寺的讲经堂，以及保存着大量圣武天皇日常生活爱用奢侈品的东大寺正仓院的“御用品”等。
以上概述了七和八世纪佛教艺术的状况。正如已经提到的，这一时代的佛教艺术，它所拥有的广阔的世界史背景是无法忽视的特色。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各个艺术种类的时代风格上，而且贯穿于每一处细枝末节。例如，在飞鸟时代的工艺品中随处可见的忍冬唐草纹，不仅在云冈石窟的南北朝艺术中能够见到，进而从中亚的突厥、犍陀罗、萨珊波斯、萨拉森到东罗马都能找到其源头，实际上它始创于埃及、亚述，在希腊得以大成，分布于东西两大洋的广袤地域，最后传入远东的日本，这是证明世界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前面省略了对音乐和戏剧艺术的介绍。天平时代，伎乐、百济乐、新罗乐、度罗乐、大唐乐、渤海乐、林邑乐等外来音乐，与日本的传统歌舞一起在宫廷的宴会和寺院的法会上演出。虽说演奏的究竟是不是与那些国名完全相符的原汁原味的音乐且另当别论，但音乐的种类所体现的广阔的世界性背景，应该说真实反映了七和八世纪的日本文化在世界史上所拥有的超域性。收藏于正仓院的乐器箜篌，与亚述的浮雕上所刻的竖琴完全相同，该事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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