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只要将用文字写成的物语与绘画交互排列，在卷轴上展开情景便成了画卷。尤其是将《源氏物语》那样的、较之故事情节更在描写各个场面的趣味上倾注了艺术生命的作品绘制成画卷时，只要通过造型来表现每一个场景画的独立意趣并将它们有序排列就万事大吉了。现存的《源氏物语画卷》堪称是这类画卷中最杰出的作品（图19）。
图19 源氏物语画卷（图片：TPG）
用浓厚的色彩描绘绚烂的贵族生活，配以由优美草书写成的说明文而构成的画卷，作为将绘画、文学、书法的三种艺术元素—如果加上用纸工艺则为四种元素—融汇交织在一起的综合艺术品，与《本愿寺本三十六人集》（图20）等作品并肩，足以被视为永久纪念王朝贵族高雅美术趣味的文化遗产。
但是，仅将独立的画面横排开来，并不能说充分发挥了唯有画卷这一形式才具备的独特性。不久，出现了尝试不借助文字说明、仅按时间顺序渐次横向排列来展开故事情节的表现方式，并大获成功，至此，只有在画卷中才能看到的独特绘画形式得以完成。
图20 本愿寺本三十六人集
现存的《信贵山缘起画卷》（图21）与《伴大纳言画卷》（图22）可以说是该类作品中的最高杰作吧。前者动态描绘富人的米仓被飞钵的神秘力量高高举起，飞过奔跑的人流，径直运送到信贵山；后者则表现了在烈火浓烟的应天门内惊恐万状的官员和百姓乱作一团的情景。从两幅画卷中我们也能够领略到，它们所发挥的功能超越了理应属于空间美术的绘画本质，创造出无人能出其右的独特美感。
图21 信贵山缘起画卷
图22 伴大纳言画卷
这些作品，与它们的目标相吻合，运用强劲有力的线条写实地描绘对象，与力图通过浓艳的色彩来渲染情趣的《源氏物语画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风。这些作品，以这样的形式、这样的素材，不但画出了贵族生活的习俗，而且在画中大胆表现大众的现实生活，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它虽然是贵族艺术，但大量吸收了大众生活的元素。这无疑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些作品所诞生的十一和十二世纪贵族社会末期文化史的大趋势。
正如前述的那样，堪称“不在地主”的贵族统治体制，可以说一开始就缺乏控制农村的力量，随着名主、武士等农村地主势力的上升，来自地方势力的压力日趋增大。上皇政治即院政，替代了摄政、关白政治，表面看来宫廷内部的权势直接从外戚藤原氏移交到了皇室手中。但是，院政有其实质基础，那就是作为地方官而敛财的受领层[28]的近臣集团，仅这一点也证明了地方优势反映在中央政治上。另外，不能忽视的是，院政往往依靠源氏、平氏等武士的武装力量，这也显示出与藤原氏摄关政治时代不同的新动向。
上述这些情况，也随即反映到了文化领域。院政时代的文化，吸收了大量大众文化的元素，无法用贵族文化一概而论。文学艺术的世界中，创作物语停滞不前，出现了《荣华物语》以及《大镜》等历史物语。另一方面，还诞生了《今昔物语集》等直接表现大众粗放生活的作品。
在表演艺术领域中，除了八世纪以来从大陆传入的以宫廷音乐为基础的高丽乐、唐乐等用于仪典的音乐外，在贵族宴会上也开始表演曾在民间流行的猿乐和田乐，前者表演的是滑稽的模仿秀和曲艺节目，后者演奏的则是田头插秧时用来鼓舞劳动热情的音乐。身份卑微的艺伎以及女木偶师表演的时尚歌曲也进入了贵族世界，深受贵族喜爱，乃至后白河法皇编辑了时尚歌曲集《梁尘秘抄》。这是院政时代文化的大趋势。
贵族文化无论经过怎样的锤炼，它依赖的仅是封闭在享乐、颓废的狭隘世界里受到局限的文化感觉，这无法阻止其走向末路。当这一态势变得愈发严峻时，粗野却健康、泼辣的大众文化才得以为贵族文化注入它完全欠缺的新元素，从而开辟起死回生的道路。
《今昔物语集》中有一个故事，讲述的是近江国的某郡司建了一座佛堂，在此举行佛事时演奏了田乐，从比睿山请来的有学问的高僧十分惊诧并嘲笑道：这家伙把田乐当音乐了。这个故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贵族和大众对音乐的感觉存在鲜明的对立。尽管存在如此巨大的对立，1096年（永长元年）京都田乐大为流行，从市井百姓到最高贵族，京城里的人头戴田乐用的斗笠，打扮成奇异的模样招摇过市。这一活动不正象征着庶民文化的渗透已经形成无法阻挡的势头了吗？《信贵山缘起画卷》以及《伴大纳言画卷》无疑也是这种文化大趋势的产物。
回到之前的话题，这个时代的画卷中有据传是鸟羽僧正觉猷创作的《鸟兽戏画》（图23）。稍后的时期，即被视为这个时代最末期的平家时代作品中，有以《饿鬼草纸》《地狱草纸》《病草纸》之名传世的《六道画卷》《粉河寺缘起画卷》等。其中《六道画卷》不加掩饰地描绘了饿鬼、地狱、人（疾病）各界丑恶而残酷的情景，让观画者深切感受到现实世界的可憎面目。画卷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镰仓时代以后更加流行，诞生了大量作品。我在下一章中将根据需要加以论述。
图23 鸟兽戏画
贵族文化向地方和海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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