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随笔文学。作为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它带着哲学的思考登场了，这就是鸭长明创作于1212年（建历二年）的《方丈记》，以及吉田兼好创作于1330年（元德二年）前后的《徒然草》。
随笔这一文学体裁，继承了前代日记文学的变种—《枕草子》的传统，但是，随笔中贯穿着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这是局限于叙述感觉印象的《枕草子》中所没有的，从这一点来看，《方丈记》和《徒然草》十分清晰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面对发生在贵族社会消亡期中的天灾人祸等悲惨现实，《方丈记》表现出了唯有遁入日野山的草庵寻求精神安逸的消极态度，而《徒然草》中则毫不犹豫地肯定矛盾的人生和世界诸相，不仅试图从中寻求新的美感和安宁，更进而支持积累经济财富，展示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两种态度上的差异，存在于跨越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时间纬度中，留下了封建社会新兴阶级蓬勃成长的足迹。两部著作，尽管思想方法都不甚彻底，但是它们不是如神道教义般从别处借来的理论，而是传达出通过对日本现实生活的反省所达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一点与新佛教又有着不同的意义，应该说它们证明了日本人思考能力的成长。
最后是宋学，即宋代新儒教哲学朱子学的传入。律令时代以来，儒学尽管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但其内容是汉唐时代中国学风的注疏学，即仅对文字进行解释的学问，甚至这一点都不太受欢迎，还是《史记》《文选》等文艺性的古代经典广泛受到拥戴。到了宋代，在中国受到佛教影响的哲学理论发展起来，朱子学集其大成，十四世纪前后传入我国。这一时期流行的临济禅中，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作为禅宗文化的一环，朱子学首先在禅僧中开始受到研究。这一时期，朱子学尚未渗入社会，没能为日本人提供新的道德理论，但是进入之后的封建社会完成期后，它为儒教道德统治地位的建立开了先河，我想有必要对这一意义写下一笔。
贵族文化的传统
在镰仓幕府建立并且武士获得了统治地位后，京都的朝廷继续保持了自己的权力，尤其是贵族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丧失。例如藤原定家等歌人，对治承以来的战乱表现出了事不关己的态度。他们封闭在和歌的世界里，无视现实的混乱，创造出幻觉般的美境，试图沉浸其中，忘掉一切的苦恼和不安。鸭长明面对现实的动荡，隐居山中企求内心的安宁；法然和亲鸾以大无畏的勇气投身人生苦恼的深海，从中探索反其道而行之的救赎之道；藤原定家则与前者均不相同，他置身于京城的烟尘之中，怀着对走向穷途末路的贵族权威的不舍之情，在和歌的观念世界中谋求生路，创造了《新古今和歌集》所代表的深邃清澄的“幽玄”之美，如：
春夜梦忽醒
空中横云离山峰
（藤原定家）
信乐运河冻
冬夜月影亦驻流
（藤原家隆）
《新古今和歌集》中的这些自然描写，不是以写实手法来把握现实的自然美，而是展开语言修辞和幻想的翅膀，人为虚构的没有实体的观念性产物。和歌中清晰地描绘出没落阶级充满哀愁的自负精神，他们尽管已经失去了现实中的地盘，却无法彻底忘怀昔日的荣华。新古今风格的和歌，较之总在卖弄并不成熟技巧的《古今集》等歌风，技巧上极尽雕琢之妙，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日本和歌史上与《万叶集》并列的两座不同意义的丰碑。
然而，日趋没落的阶级难以推动文化健康发展。《新古今和歌集》以后的和歌越来越失去创造力，显现出崇尚缺乏内容的秘传、热衷于流派之争的末期症状。不久，作为和歌变种的连歌及其分支的俳谐等占据了韵文界的主流地位。但是，和歌的传统并没有彻底消亡，江户时代末期，出现了良宽、大隈言道等创造出新鲜歌风的作家，明治时代的明星派、紫杉派等人重新夺回了和歌在文坛的地位，这证明和歌在日本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无论怎么说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政治上，尤其是军事上，全面压倒公家贵族的武士阶级，在贵族文化面前只能卑躬屈膝。一如陆奥的藤原氏将京都的文化移植到平泉并建造了中尊寺和无量光院那样，镰仓幕府中赖朝以后的历代将军和执权，也从京都邀请歌人、画家、佛师等，将贵族文化输入东国。源实朝从定家手中获赠《万叶集》而成为万叶风格的歌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不能将目光仅仅聚焦在一点上，即只关注镰仓幕府是如何尊重武士独特的生活方式、努力强化武士特有的道德并因此促进了封建秩序的发展，也不能忘记镰仓幕府热心吸收贵族文化的另一个侧面。拥有幕府实权的北条氏一族中，作品收录在敕撰和歌集中的作者人数，仅宗谱十分明确的就多达近五十人，这有力证明了他们对贵族文化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
北条氏在武藏国金泽建立文库，倾力收集古代经典，这些历史遗留物至今仍流传于金泽称名寺等处并盖有“金泽文库”藏书印的古代抄本类中，正因为锲而不舍的努力，进入室町时代之后，武家取代了在灭亡边缘苟延残喘的公家贵族，成为保存古典文化的中坚力量。这一事例告诉我们，文化尽管无法摆脱创造该文化的阶级烙印，但依然存在着被其他阶级所继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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