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后来的中国正史中记载那些“国”中存在“王”。北九州遗留的支石墓以及瓮棺墓中发现了铜镜和其他珍贵的随葬品，据此可以看到当时已经出现了政治上的统治者。但是，无论支石墓还是放有随葬品的瓮棺，都还没有达到在公共墓地中拥有特权的程度。因此，中国正史中所谓的“王”—虽说这一称呼听上去煞有介事—这个当时的政治统治者充其量只是村落共同体中的长老而已。这在本质上与古坟时代以后的专制君主有着巨大差别，而且他们是否都是世袭的“王”也疑虑尚存，或许只是通过村落集会上的巫术占卜这种选举制度选定的“王”。
前面已经提到，在理性思维十分落后的时代，巫术具有强大的统治力。尽管向农耕社会的转型反映了人们智慧的巨大进步，然而，人无法依靠人力改变天气、气候状况，只能以顺应自然条件的农业为主要产业，这反而加大了巫术存在的必要性。通过巫术来保佑播种顺利而获得丰产的农耕仪式，成为村落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活动。主持农耕仪式的巫师，同时也是统领村落共同体的重要角色，这一点不足为怪。
弥生时代特有的文物中，在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西日本各地发现了铜剑、铜戈，以畿内为中心的日本中部地区各地发掘出了铜铎。这些都是诸如武器（前者）以及乐器（后者）等没有实用价值的大型青铜器，应该是村落共同体在举行巫术仪式时使用的道具，它们同时也象征着“王”的政治权威。
《魏志•倭人传》中记载，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这正说明巫术的力量直接成为政治统治力，这可说是个例证，即小国群立时代的“王”，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君主，不如说他在本质上是一名巫师，这一点也显示出不同于后来作为政治上专制君主的早期统治者的特征。之后，这些“王”中的一人成为日本全境的“大王”，七世纪前后开始使用“天皇”这一称呼。直到后世，天皇始终既是国家的君主，又掌握着最高祭祀大权，这表明日本的“国体”没有清除弥生时代以来的古老特征而被温和地保留了下来。当我们考虑到起源于农耕仪式的“大尝祭”作为天皇即位时的重要仪式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这一事实，进而联想到在农村自弥生时代起并未发生很大变化的“锹”“锄”等原始农具使用至二千年后的二十世纪这一情况，便可发现，日本文化象征性地停滞在两个极端上，一端是皇室，而另一端则是农村社会，这一点颇可玩味。
另外，在有些铜铎的表面上画有用线条勾勒的杵臼捣米和箭射野鹿的场景，这些作为表现当时日本人实际生活的原始绘画格外引人注目（图4）。
图4 铜铎表面的原始绘画
君主制国家的形成
四至六世纪前后，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起了众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建造古坟需要征集大量劳动力，古坟内还装入了镜、剑、勾玉等各种精美的工艺品作为随葬品，这表明葬在古坟冢内的主人公生前拥有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与一般民众直接埋入地下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的情况相对，可以发现当时阶级分化加剧以及专制权力强化的事实。并且，古坟从畿内中心地区向东西扩展，这表明一个事实，诞生于畿内大和的一个小国的“王”成为日本全境的“大王”，他的统治从东国扩大到了九州，日本民族在政治上统一，形成古代君主专制国家。
大王承认分立于各地的小国诸“王”的统治地位，并对他们间接行使自己的统治权，这意味着大王是在各小国联合形式下的日本君主。然而，随着大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力累积，他的统治权逐渐得到强化，从而逐渐形成中央集权的古代官僚国家体制。推进这一发展趋势的强大原动力，便是统治者们对大陆文化的积极引进。
早在大和政权行将完成统一的四世纪前后，日本就进入了朝鲜半岛，占领弁辰，抑制了朝鲜民族政治上的统一，并在任那设立官府进行统治，进而征服了业已形成民族国家的新罗、百济两国。大和政权的军事侵略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它有助于随着对大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的引进而提高统治阶级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保持对被统治者的压倒优势。
包括古坟随葬品在内，六朝时代的铜镜和仿制镜、金冠、金银耳饰、银钏、金属饰物、环头大刀等大陆的工艺品，以及通过新输入的高度先进的制陶技术所制造的须惠器等物质文化的遗留物，清楚地证明了上述的事实。同样，在精神文化的领域中，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人，通过他们的子孙用汉字来记事以及引进阴阳、天文等中国的知识。进而到了六世纪，从百济引进了儒学经典、佛像等，大王以及大王周围的大豪族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愈发凸显出来。为了使大王的权威合法化而创作出来的神代传说，如果忽视大陆思想的影响则无从谈起，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详细论述。另外，用于统治人民的被称为“部”的体制，无疑也学习了百济的“部”制度，吸取大陆文化在政治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大王权力的形成，是通过对半岛军事侵略而完成对大陆文化的摄取来实现的，这一点在此已经十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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