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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_[日]家永三郎【完结】(9)

  从社会角度而言,巫术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祭祀”。“祭祀”有春秋二祭,即春耕开始前祈祷丰收的“祈年祭”(“年”有收割的谷物之意),以及秋天收割之际感谢丰收并祈祷来年丰收的“新尝祭”,由此,我们能看到春秋二祭清晰地显示出民族宗教作为农耕仪式的职能。

  由于祭祀的形态、内容追随时代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也很容易将后世附加上去的元素误认为是其固有的内容,祭祀的古代形态与后世的常识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首先,后世的祭祀,从原则上而言是神社的祭典,神社这一固定的建筑设施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原始的祭祀是在临时设施中举行的,祭祀结束后设施即撤去,不需要固定的设施。随着祭祀活动在一定的场所中反复举行,该场所也被视为神圣之地受到特殊对待,经久便在那里建起了神社。例如三轮神社,只有拜殿而没有大殿,三轮山本身就是神社的本体。又如出羽的汤殿山神社,温泉水涌动的岩洞是神社的本体。诸如此类的神社直至今天仍残存于全国各地,将它们与在《万叶集》中写成“神社”并训读为“MORI[2]”等事例进行比照,就能想象出神社的原始形态。

  神社是固定的建筑设施、大殿里供奉着神灵,这种后世的常识,应该是在佛教寺院中常年安坐着佛像这一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吧。其实民族宗教中,只在举行祭祀活动时才祈求神灵暂时降临于树木、镜、剑以及陶器等“凭坐[3]”上,平时并不需要神灵常驻的神殿。

  这一事实与民族宗教中的神灵不是拥有人类形态的人格神有着很大关系。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解释了古代“神”的词义,他说日本的神,既有高贵之神也有低贱之神,既有强势之神也有弱势之神,既有善良之神也有邪恶之神,他们与外国宗教中的佛主、菩萨、圣人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无论是人、鸟兽、山川草木还是其他,所有非同寻常并受到敬畏的对象都是神,不得不说这一理论极其生动阐明了日本神的特色。正如宣长所说的那样,从与人类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蛇、鹿、狼、猴等动物和树木、岩石等自然物,到镜、剑、玉之类的人造物,都被视为与咒符之力有关系的物品,人们不仅认为它们有着充当神灵载体的能力,甚至觉得它们本身也是神。

  后面还会谈到,神代传说的体系诞生之后,将出现在神代传说中的某某神或某某尊[4]与特定的神社联系在一起来供奉,这一习俗流传得非常广泛,实际上,神社原本并不是供奉这种有着固有名称的人格神的地方。《日本书纪》记载的传说中,被认为供奉大物主神的三轮神社中的神原本是蛇。《日本灵异记》所收的传说中,供奉伊耶那岐神的多贺神社的神原本是白猴。这些传说保留了将神社的祭神与拥有专名的人格神固定联系在一起以前的古老面貌。我们不能忘记,只要祭祀是用于祈祷农耕顺利进行的巫术活动,那么重要的就在于仪式,它不需要安置固定的神来作为仪式的对象,神社也只是用作举行祭典的圣地,不需要以祭神的存在作为前提。

  其次,民族宗教的原始形态,重要之处在于它是村落共同体的集体仪式这一点。农耕能否顺利进行涉及村落共同体的利益,作为用巫术来对此加以庇佑的仪式,当然必须是村落的集体活动。事实上,直到近代,祭祀村中“守护神”的春秋祭典,都是作为全村人集体参加的年中惯例活动来进行的。这一活动中没有祈愿满足个人诉求的余地,更何况个人灵魂的救赎这一高度的精神领域里的问题,民族宗教对此全然不予理会。

  到了后世,人们开始在神社中祈求个人的福报和消灾,八世纪前后,已经有了旨在旅行安全、恋爱成功等个人祈愿的活动,在《万叶集》的诗歌中能够窥见一斑。这些事例表明新的信仰内容的诞生,更说明了民族宗教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发展,出现了与农耕仪式毫无关系的神社,人们煞费苦心地在告示板上写上“生意兴隆”等吉祥话,赚取香火钱。但是,即便在城市里,直到近代,祭祀活动仍然保持着无视个人意志而由集团来操持的传统,甚至发生了把神轿抬进拒绝捐款的人家里大闹的事件,如果考虑到祭祀活动不是由个人的信仰来支撑的,而是地域共同体的集团性活动的话,这种事情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这里所说的集体活动,充其量也就是村落举行的活动,并非是国家的活动。农家收成的好坏,这对于以农业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古代国家君主而言是最需要关注的事情。因此,作为村落活动的农耕仪式也会成为由君主来实施的国家公共仪式,政府中也有诸如中臣氏、忌部氏等家族来辅佐君主行使祭典大权,并且,握有这种职权的家族被固定了下来。不过,说到底这也只是统治阶级的活动,而非强加到大众头上的“国教”。将神社神道尊为国教、强制每个国民参拜神社,这是进入明治以后,鼓吹天皇制绝对权威的官僚们的杰作,并不是民族宗教的历史传统所固有的。

  与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民族放弃了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不同,日本在佛教广泛流传后还保留了自己的民族宗教,神社信仰与佛教信仰共存,并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生活土壤。哪怕在今天,城市和村落中都在不停举行春秋祭祀活动。从表面上看,正月里悬挂稻草绳、门松,用镜饼作供品等习俗,以及佛教中由僧侣主持的彼岸会、盂兰盆节等活动,似乎与民族宗教没有关系,但不得不说它们全都起源于民族宗教。例如,将亡故的祖先灵位从墓地带回家中的盂兰盆节的活动,用否定灵魂不灭的佛教教义是全然无法解释的,这显然是戴上了佛教面具的民族宗教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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