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立言”有求于“立德”、“立功”，视此为其根基，是“谓无德无以立言，无功无以立言”。而今人“立言”却少了这些德行的约束，似乎只要硬件条件具备，何“言”均可以“立”。其中更有请人代“立”者，于是出书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古人立言之难，其原因除了古人的道德规范之下对于“立言”态度之审慎，更重要的是古人当时的“立言条件”之简陋、困难，其成本之高要远甚于今人。
上古时期，“立言”唯借助龟甲、兽骨，青铜、石头，非利器无以镌刻其上，范仲淹有词云“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秋思》），说的是西汉霍去病破匈奴立功，刻石“立言”之事。(49)由于当时条件有限，镌刻困难，故器物上的铭文字数也相应有限。此后虽有简牍、书帛足以“立言”，然司马迁为之亦有简牍之重、刀笔之难。由此可见，关于“立言”，抛开思想、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提，关键还有“以何为载体”这样一个物质层面的问题。故所谓“立言”，乃是将个人的思想表达附于载体的过程。简牍布帛之后，人们将“立言”之实体称为“书”。有了纸张，“立言”才获得了应有的简易和便捷。于是，思想的表达，一纸一笔足矣。唯有了纸，人类才真正开始进入到“书籍社会”。
从此，“书籍”的存在极大地便利了我们彼此的交流和发展，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传播学者伊尼斯甚至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因为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所以纸张“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50)
纸张之后，中国又有了印刷术，印刷术的出现使纸的应用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书籍”的生产不再像过去那样缓慢和困难，整个社会的书籍开始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于是，“立言”的方式相比于前代，又多了一种选择。书籍的雕版印刷，使整个社会“立言”的方式和手段大为改善，也使社会保存知识成果更为方便快捷，雕版印刷的书籍由此影响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按伊尼斯的说法，中国印刷术的出现不仅“适应了佛教的需要，所以它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同时，印刷术也适应儒学的需要，儒学的兴趣在经典，经典是读书人需要的文献”，由此也客观造成了“儒家势力由于国家的影响和儒家经典的大量刊布而壮大。”(51)
同样，我们由此知道书籍的印刷刊布无疑对于文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其影响的深远程度，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者们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其实，我们只要设想远古时期，在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没有诞生之前，人们是如何书写和保存自己的文化知识及思想的成果，我们就能充分理解这两项技术对于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曾经做出了怎样的贡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经设想，“在战国时期，书写用于信件来往、国家文件、议论文，也可能应用于儒家经典”。然而“在那个时代，书写不像在现代社会或者明清中国那样，可以用一支毛笔、钢笔或者自来水笔写在纸上，而且大家使用的是高度标准化的文字。我们能像一个孩子那样发问：用一种既复杂又不统一的文字系统在竹简上刻字，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产生一个文本？一本竹简著作如此笨重，需要多大的机构储存它们？一个文本一旦被抄写出来以后，谁去读它？阅读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人去哪里才能读到这些文本？他阅读这些文本的机会又有多频繁”？(52)
在为这些疑问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便能充分地理解书籍的雕版印刷对于中国文学影响的巨大且深远。因为只有印刷才使标准化的文字、毛笔和纸张，自诞生以来达到它们最佳的组合效果，它足以使“书写”这一活动的物质性得以固定地保存和传播。只有在印刷的影响下，才能“使人们较为方便地把文本携带到遥远的地方”(53)，人们才有可能拥有大量的私人藏书，拥有比以前更为广泛的阅读，知识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扩张。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载：“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辞学术当倍蓰于昔人。”(54)
我们可以想象，书籍印刷的确在动摇着人们对于传统书籍文本的信念。纸张、毛笔和标准化的文字使人们能够在吟咏一首诗之后毫不费力地把它书写下来，而印刷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这首诗阅读、传播的时空范围，并且以固化的文本形式使这首诗在流传的过程中，避免了过去文本在抄写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舛误和误解。东汉熹平年间，蔡邕将石经碑立于太学门前的事实也说明，假若没有印刷，要保证知识的正确流传则需要竖立更多的碑铭石刻供人摹写传抄。而且“写本时代，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部分诗文集定本外，流传更多更广的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抄本”(55)。总之，印本传播的方式加快了书籍的定型化程度，使作品内容的质量更有保障地传达给更多、更低层的受众，其目标人群相比于抄写传播也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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