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北宋时期的私家刻书，相关史籍也有记载。譬如，安徽私家刻书的第一人，有史书记载的是北宋的郭延泽（《宋史·郭延泽传》）。此外，两宋私家刻书最有名的有赵、韩、陈、岳、廖、余、汪7家，其中汪家就是新安的汪纲（《天禄琳琅书目·茶晏诗》）。北宋时潭州私家刻书的有湘阴人邓忠臣所著的《玉池集》。邓忠臣以孝著称乡里，1070年（熙宁三年）中进士，官大理寺卿、考工郎，因受牵连列入“元祐党籍”。邓忠臣对杜诗深有研究，《玉池集》中有不少与杜诗有关的文章，刻版成书后分别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和南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
北宋家塾私刻书籍略表
附注：
①《书林清话》所列举的北宋建邑王氏世翰堂刻本《史记索隐》，出自《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此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程有庆、张丽娟撰书云：“经过考证，知此本即明慎独斋刻本，建邑王氏世翰堂的刊记是书贾伪造的（昌彼得《清内府藏书中的伪本》，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九卷第三期）。”按：我对此仍存疑惑，未见证据，尚不敢苟同。参见程有庆、张丽娟：《宋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②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载：“青州有刘概，方富韩公守青时，遇之甚厚。因得临朐县西南官地曰冶源，结茅居之。有杂文及诗歌，其子印行。”按：富弼乃北宋大臣，生于1004年，卒于1083年。其守青州及临朐县，皆北宋中期之事。刘概之子印其杂文、诗歌，当也在北宋年间。
③王銍《默记》（卷下）载：“张君房字允方，安陆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年八十余卒。平生喜著书，如《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科名分定录》、《潮说》、《脞说》之类甚众。知杭州钱唐，多刊作大字版携归，印行于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声，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于世。常轻君房为人，君房心衔之。及作《乘异记》，载白稹死，其友行舟，梦稹曰：‘我死罚为鼋，汝来日舟过，当见我矣。’如其言，行舟见人聚视，而乌鹊噪于岸，倚舟问之，乃渔人网得大鼋。其友买而放之于江中。《乘异记》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东华门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马奋击，冠巾毁裂，流血被体，几至委顿。乃白稹之子也，问：‘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后已！’观者为释解，且令君房毁其板，君房哀祈如约，乃得去。”
私人刻书当然主要出于对书的喜爱，然而也有其他目的。有些私人藏书家以刻书为荣，刻书为乐，为名而刻书的特点也十分显明。有些藏书家为了补充家藏，往往通过购买，或者与其他藏书者订立条约、互通有无、往来借抄，然而利用雕版印刷来扩充藏书，无疑也是途径之一。而有些刊刻者为宣扬祖先而刻书；有的为搜罗秘书藏本，显示学问而刻书；有的为彰显门第而刻书；有的官场应酬，欲抬高身价而刻书，如此等等。南宋岳飞之孙岳珂，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为了宣扬祖父岳飞及显示个人著述丰富，他刊刻了《桯史》、《金陀萃编》、《真宝斋法书赞》、《玉楮集》、《愧郯录》等书。陆游之子陆子遹喜欢藏书、刻书，所刻主要是其父陆游的著作，如《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
总而言之，无论是官家刻书和私人坊家的刻书情况，北宋时期印本书籍印刷主体已经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从另一方面显示印本书籍的传播在北宋也在向多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印刷主体的多元化，其结果必然是销售渠道、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多元化。至于专业化“书坊”的出现，更体现出书籍印刷和销售在北宋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行业。这种名为“书坊”的工商行业出现，反过来又更进一步地推动了北宋社会印本书籍的生产、销售、传播与普及。
二、北宋四部书籍印本概况
谈到北宋国子监等中央印书机构和地方印书机构对于书籍印刷的贡献，我们必须注意到北宋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印刷情况。国子监等中央印书机构因为负有更多社会文化传承的责任，故其印刷主要以经、史、医等三方面书籍为主，而地方机构印书则是经、史、子、集多有涉猎，且与中央机构所印经史有所区别。这实际上与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客观情况就是，中国的经史子集书籍贯穿千年，流传绵延不绝。
北宋经书、子籍刊刻
谈到古代经学、子学书籍刊刻，就不能回避中国的学术精神。谈到中国学术的“贯穿”与“流传”，界内之人常常有所疑问，即“什么是中国学术中一以贯之的传统”？就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回答起来无疑就是所谓的“经学”。而“经学”的“贯穿”与“流传”，又往往要靠古代的经学典籍来支撑。由此我认为，这里边实际上隐含着一层意思，即：中国古代讲究的是典籍的连贯性，而非“主义”的连续性。或者说，中国自古贯穿的是“典籍中心主义”，而非“问题中心主义”。
中国的学术都是从古代的典籍中发展出来的，孔子时代就有“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66)之说。因为中国解经、注经的传统由来已久，自从一些儒家的书籍成为经典，历朝历代主持解注经文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此种情况在所谓的“盛世”尤其普遍。这种根植于古代典籍的学问，其原创性难免不受影响。黑格尔因此说：“中国人存有若干古代的典籍，读了可以绎出他们的历史、宪法和宗教。……中国人把这些文书都称为‘经’，做他们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些典籍便是中国历史、风俗和法律的基础。”(67)由此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是，中国自从先秦以后，就少有自我发展出来的“主义”或原创性的学术及品格。历代学人所关注的不是现实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是固化在典籍中的疑惑，后人所做的工作都是对前人流传下来的“经典”，或注释或阐发微言大义。具体到某个具体朝代的某个学者，其注解与前人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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