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纸张书写和印刷文本的便捷，以及受众的广泛，使人们几乎可以忽略自己写作的成本，只需在意文学创作的精益求精以及作品在受众传播的美誉反馈。清代袁枚曾说：“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56)这里所谓“字立纸上”其实是要求文学语言达到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形象化效果。若要做到“字立纸上”，除了作者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文学天赋之外，还需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润色。
中唐时期，虽有纸张之便，但是穷困潦倒的贾岛仍以腹内“推敲”吟咏来写作诗句。由于其写诗目的除了抒发现实给予自己心中的郁闷外，其主要是见赏于考官，乃至于贾岛曾在自己的诗句下作注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故其受众范围最初也局限了作品的传播与影响。
据史载，韩愈是较早赏识贾岛的名士之一，《新唐书·贾岛传》（卷176）、《唐诗纪事》（卷40）(57)都记载了韩愈因怜贾岛诗才，劝其还俗应举之事。由此，贾岛作品首先是在友人与科场士人间传播。姚合等人的诗文记载了贾诗阅读流传的情况，从“新诗有几首，旋被世人传”（姚合《寄贾岛》），“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姚合《哭贾岛二首》），“无限风骚句，时来日夜闻”（李频《哭贾岛》），“青门临旧卷，欲见永无因”（无可《吊从兄岛》）等诗句，以及苏绛“妙之尤者，属思五言，孤绝之句，记在人口”（《贾司仓墓志铭》）这样的文字，我们可以看贾岛作品的传播依靠的是诗歌的阅读传诵，且作品影响多在其死后才得以重视。
北宋时，同样潦倒的陈师道却常将自己拟好的诗句贴于墙上，闭门觅句，反复修改，只求栩栩如生、形象生动。由于苏轼、黄庭坚等人作品当时已有版印流行，其“闭门觅句”的动因或者并不像贾岛那般单纯。因为宋人作诗除了科举以外，还有商业市场需求的刺激。由此，作品版印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人们开始憧憬以自己高水平的文学创作成绩，换取当世的文学盛名，乃至未来“版印流芳”。所以，北宋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当时都很在乎自己作品在受众中传播的名誉反馈。总体而言，虽然同样是苦吟写诗，出现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宋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由于印本传播的出现而有了区别与变化。由于印本文学在北宋社会的运行方式和运作机制不同于写本时代，文学的社会身份及文化功能在此时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北宋时期，由于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集子在民间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书商坊刻纷纷刊印售卖谋利。尽管民间对苏轼集子十分喜欢推崇，然而坊刻苏集因未经作者本人编阅，舛误甚多。据记载，当时有人曾以澄心堂纸请苏仲虎求取其祖父苏轼的书法作品。苏仲虎遂取出当时流行的京师印本《东坡集》，诵读其中一首诗，请祖父亲书其诗句。当读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两句诗时，坡公搁笔怒视仲虎说：“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后来，才知道东坡诗句本为“春醪”，而京师印本却误将之印成了“香醪”(58)（《邵氏闻见后录》卷19）。
由于当时书坊错误拙劣地版印自己的作品，苏轼曾愤然对陈师道说“欲毁其板”（《与陈师道书》）。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句气话罢了，原因是书籍版印的广泛传播客观上成就了苏轼的文名传扬海内外。具体事例：一则是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曾说自己出使燕京时，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曰：“令兄内翰（苏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而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又载，张芸叟出使大辽，宿幽州馆中，“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二则是宋李廌《师友谈记》记载，章元弼貌丑，曾娶妻陈氏，甚端丽。“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足见由于印本的流行，当时士人喜读苏轼作品痴迷类此。这才导致当时就有“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59)等这样的说法。
对于上述唐宋文人的文学创作，我们除了该赞赏他们“苦吟”和“谨严”的创作态度，更应看到要做到这些，若以传统竹木作为书写载体，辅以“手抄笔录”作为传播手段，即便有“书刀”刮拭之便，书家圣手“传抄”之勤，其传播成本仍是太高了。所以，尽管苏轼抱怨过印本乖谬，但是其作品的印刷流传，客观上的确造成其诗文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纸张的应用，以及印本传播所造成的名利诱惑，确实也鼓励了当时人们的创作热情，使文学创作和“立言”成为一种建立在便捷媒介基础上的，更为普及广泛的人类精神活动。
三
谈到印刷术对于文学的影响，就免不了要谈论印刷术的产生，以及书籍刊刻的滥觞与诸多流脉。关于古代书籍印刷，我们固然可以通过历史记载、印刷刊记、避讳缺笔等确定其真伪及年代。然而从古至今，古汉语类似于“刊”、“刻”、“雕”、“版（或板）”、“本”、“勒”等之类字词颇多，其具体语境含义与我们现今理解的“印刷”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还不能完全据此来推测印刷术的产生时间。这是因为古代文字的表述有歧义，单以所谓“书本”、“雕撰”、“模勒”、“印子”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词语来推断印刷术之产生，难免使人生疑。因此，我认为要推断印刷术的产生，需要实物证据和文字证据相互印证，而尤以实物证据最为可靠。目前，完全符合这两样条件的推断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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