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宋人所遵奉的典籍是古代的文本，那么我们终究也难以准确地区分《尚书》、《诗经》、《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代书籍中哪些文字是纯文学的，而又有哪些别的文字是经学或史学的成分。所以，关于史籍文本对文学的影响，自然从本质上就已经囊括在印本书籍传播和接受过程当中了。关于这样的影响，兹取以下数例略加说明。
我们知道，对于欧阳修等人所修撰的《五代史》、《新唐书》，后人评价皆曰欧阳修、宋祁等人所撰文字简严，而欧、宋等人的文章格调局法本于史是没有疑问的。譬如，后人评价《新五代史》，说它“褒贬祖春秋，故义理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107)。而《宋稗类抄》（卷5）亦载：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如坡公岭外诗，叙虎饮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说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见饮水意，且属对亲切。（一作“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欧阳文忠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改为“逸马杀犬于道”。）
这段记载显示，穆修辈对于古文的要求仅仅是简洁即可，对于工拙与否，考虑不是太多。但是到了欧阳修、苏轼等人，对于古文的要求明显提高了，即好的古文在文字表达上除了简洁外，还要表达准确、生动形象。欧阳修所说，透露出他对好文章的标准和要求基于修史“言简意赅”的考虑较多。同样，《宋稗类抄》（卷5）还有一则记载曰：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皆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缺，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各撰一记，期以三日后宴集赏之。三子相掎角以成。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阳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而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服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将相之位帅洛上，以宾友遇三子，创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园文会，丞相则寿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从之。(108)
欧阳修与尹洙对于古文的简洁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两人追求优秀散文的标准是“语简事备”、“典重有法”。尹洙批评欧、谢两人所作文，主要是说他们的文章“格弱字冗”。事实上，欧阳修、尹洙等人对于古文文字简洁的追求，乃是源于史家笔法的简严，这后来也就成了北宋古文创作所遵循的主要标准之一。
北宋集部书籍刊刻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109)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两宋呢？我们比较宋以前的诸多王朝，不难发现宋代有繁荣的文学创作，还有活跃的学术研究，其散文、诗歌、词以及科学、理学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华夏文化发展到宋代，开始有了集前代之大成的特质。其表现在大量的前代著作、典籍得以广泛传播，人们由此所获得的知识也数倍于前人。按理说，唐代的国力强盛，本来应更有理由成为文化集成的主角，然而事实上，我们考察发现，不仅唐以前的著作典籍多靠宋人传承，唐人自己的著作也多亏了宋人才得以保存。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唐代文学，实际上是经由宋人编写转述而成的。造成此种情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代是印刷术成熟和极大普及的时期，许多前人的著作和典籍都有赖于这项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得以广泛地传播。由于印刷术的功劳，宋人集成了前人的成果，造就了自己的辉煌。其繁荣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也多得益于此。书籍的刊刻印刷与宋人的文学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促进关系。
从现存书籍刊刻资料来看，北宋的集部书籍刊刻，尤其是散文类书籍，最初并不受官方重视，倒是民间、个人出于自己的爱好和利益而时有刊刻。穆修刊刻韩柳文集在相国寺出售，最重要的是自己对韩愈、柳宗元的推崇。朱弁《曲洧旧闻》（卷4）载：
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予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官方意识到集部书籍的重要，我以为是以《唐文粹》、《文苑英华》之类的书籍编撰刊刻为起点。晚唐、五代时期，有关集部书籍的刊刻也开始看重个人和民间的刊刻。早期的几例印刷史实，譬如：天祐元年，陈詠在成都刻印自己的诗文；龙德元年，闽国民间商人雕印徐夤所作诗赋；后晋天福年间，和凝刊刻自己的诗集百卷(110)；前蜀乾德五年，民间刻印《禅月集》；后蜀毋昭裔自己出资刻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书。这些早期的印刷史实中，我们看到集部书籍的刊刻都是未经过官方的民间（私人）刊刻。毋昭裔在刻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之时，已位列宰相，然而他公私分明，集部书籍刊刻完全是其私家出钱刻印。而几乎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毋昭裔在官方还主持了当时蜀版《九经》的刊刻。这样公私分明，经史与私人创作的诗文集严格区分的传统一直影响到了北宋。分析其中原因，恐怕是因为印刷之初，资源有限，成本昂贵，国家要把有限的印刷资源用在国家认为最重要的书籍印刷上。这些优先印刷的书籍，现在看来就是经部、史部以及部分子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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