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阳修看来，郑谷诗的优点在于其有佳句，易晓，适合儿童诵读。而缺点则是气格不高，是故“今其集不行于世”。所谓“气格”，其实就是诗歌的气韵和格调、风格。曹丕有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按这种说法，所谓“气韵”实则是创作过程中，作者主体精神连贯性在作品中的物化呈现。反过来，由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出作者才气或先天禀受之气。欧阳修如此评价，是要说明郑谷作品因内容、音韵多易晓，其中的气韵格调却不甚高，苏轼对于郑谷的诗也有类似的评价。苏东坡在评价柳宗元与郑谷诗格高下时，说：
郑谷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名言》作“诗格清超，胜郑作远矣”。见洪刍《洪驹父诗话》；又见于《丛话》前十九、《诗林》一、《玉屑》十五、《名言》三）
此外，梅尧臣对于诗歌的优劣标准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六一诗话》记载，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
在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看来，好的诗歌应该在内质和外形方面均有可赞之处，而郑谷诗显然在精神内质方面有所欠缺。事实上，在梅、欧之前，早已有人在这方面做过努力。《六一诗话》载：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巧合的是，在诗歌变革，确立诗歌（文学）理念的过程中，出道更早的王禹偁也曾是“以诗为应酬手段进而效法白居易的以诗讽喻，而且更由白体进而向杜甫集中寻求诗歌艺术的新境界”(159)。据《蔡宽夫诗话》载：
元之（王禹偁）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居杂兴》云：“……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复易。（《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5）
联系到宋初诗歌，虽然王禹偁诗歌“学杜而未至”（吴之振《宋诗抄》卷1），然而其发展方向确是指向“平淡”的。故清人吴之振也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同上）
宋人在诗歌上学白体进而学杜，显示出宋人欲将白体的“平易浅切”（表象）与杜诗的“思想内容”（内质）结合的趋向，也预示着后来宋代儒学复兴与诗文改革的方向。由此宋人在对前代诗歌接受（消费）的过程中，对属于本朝诗歌“平淡”风格的追求，则赋予其更多的内涵深意。事实上，北宋文人在确定“平淡”诗歌理念的过程中，其所树立模仿学习的前人榜样并非专属一人，而有多人。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郑谷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刘真伦在解释唐宋诗的渊源关系时也说：“学习模仿唐诗最终突破唐诗的轨范自成一体，是宋诗发展的总体轨迹。宋人模仿的对象，从宋初的刘、白、玉溪，到宋末的姚、贾，都没能为宋诗的发展提供突破的契机。真正为宋诗的突破提供创造性基因的，是杜、韩两家。杜诗对宋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饭不忘君’和‘无一字无来处’方面，韩诗对宋人的影响，则表现为体性化和散文化的倾向。”(160)
王禹偁是北宋初白体诗创作的代表，但他同时也看到了白体诗的弊病，所以他求助于杜诗的精神内核，而且这样的榜样也符合北宋儒学复兴的文化策略。于是，源头一开，对于杜诗的编撰、标注和印行，在宋代从此兴盛不衰。据《崇文总目》（卷五，别集类）官方记载，杜甫作品最初传至北宋有：
（1）《杜甫集》二十卷。
鉴按：《唐志》、《通志略》并六十卷。
（2）《杜工部小集》六卷，杜甫撰，樊晃集。
据清陈汉章撰《崇文总目辑释补正》（卷四）中有《杜甫集》二十卷。其鉴曰：《唐志》、《通志略》并六十卷。补曰：晁、陈二家书目并二十卷。陈云：王洙原叔搜集中外书九十九卷，定取千四百五篇，别录《杂著》为二卷，合二十卷。宝元二年记，遂为定本。然则《崇文目》二十卷者，即宝元中王洙定本也。《唐志》又有《小集》六卷，见《别集类三》。《宋志》又有《外集》一卷。(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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