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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145)

  我们知道,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北宋文坛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说他“承前”,是因为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说他“启后”,是因为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为后来者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据统计,欧阳修一生写了五百余篇散文,这其中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欧阳修还开辟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其《归田录》、《笔说》、《试笔》等都很有名。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声色可闻。这篇赋将唐代以来的“律体”变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北宋的古文创作和理念发展到苏轼,达到了极盛。苏轼对于古文的理念相比欧阳修表现得更加超脱。关于苏轼的古文理念,祝尚书也总结了三点,我认为只有两点值得列出:一是摒弃“文”、“道”论。(55)二是主张文理自然。苏轼的古文观念有其父将文章“风行水上”视作“至文”观念(《嘉祐集》卷14《仲兄字文甫说》)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也只有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所创作的古文才是最自由的古文。因此,受苏轼影响的北宋古文家,如苏门四学士、六君子之类,他们的“古文创作,都受苏轼的影响,但又各具特色”(56),但是这并不妨碍苏轼对他们的赏识。

  实际上,苏轼这种“不专主一格”、“不尚同”的宽容开放态度,正是苏轼古文创作理念的精髓所在。也正是在苏轼这样自由的古文理念的影响下,“长期未解决好的理论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文坛弊风基本扫除,创作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章风格基本形成”。除了涌现出北宋古文六大家之外,“还涌现出了大批卓有成就的古文家,使散文创作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57)。

  总的来说,我认为唐代韩愈、柳宗元等要进行文章革新的原因,是他们希望所写出的文章可以正确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而当时的所谓“时文”,由于在对偶、用韵、用典等方面有诸多限制,恰恰是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然而,这场有意义的改革不久就被中断了,随着“11世纪早期,几位年轻的天才发现了韩愈及其同时代人柳宗元(773—819)所开辟的蹊径”,终于实现了“古文”在北宋的“回归”。只是这场“回归”已经不同于百年以前的那次革新,北宋人在广泛阅读前人作品的基础上,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本朝的古文理念和作品。

  欧阳修以后,人们对文章的看法更为公允豁达。此后,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学观念是,文章的骈俪和古散与文章的好坏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关键是文章是否切合实际功用,是否给人以美感和愉悦。正所谓:“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58)由是,北宋在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努力下,以其优秀的创作实践所确定下来的基本古文理念是:(1)适应北宋儒学复兴的需要,以“儒道”(教化)为根本。(2)提出古文创作要从经、史、子、集等前人书籍文本中,吸收众家所长,达到最理想的“文道并重”的古文范式。(3)“简洁有法”、“平易”、“自然”、“生动”是古文的最佳创作效果。

  第二节 北宋印本书籍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我试图描述书籍印本对于文学的影响的同时,学术界与市场上已经萌生了许多宏大的研究计划。诸如文学史、文学发展史、文学研究史、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思想史、批评史、接受史、理论史、文化史等等之类的论著书籍,或在酝酿草创,或已出版成书。与此同时,一些如文学理论、文学思想、文学潮流、文学美学、文学接受、古代文论等等术语名词又频频纠缠于人的脑际,让人颇有不胜其扰之感。然而,我所欣赏的,总是西方哲学家希尔贝克曾说的一句话。希尔贝克在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哲学”这个疑问时,说:“一个简单的回答,我们之所以研究哲学,是因为在我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行装中,就已经包括了哲学——不管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对它多一些了解!”(59)

  以我欣赏的反观令人困扰的,不禁对如今学界的流行感到十分困惑,心中不免时时有所疑问:“这些真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吗?在我们的旅程中是否真的需要随身携带上这些精神的行装呢?”由此,在权衡该用怎样的词语描述北宋革新派古文家的古文思想时,对于北宋“古文”的界定,我一直在“古文思想”、“古文理论”、“古文理念”、“古文观念”四个名词之间徘徊,拿捏不定。如果以西方那套成为体系的文学理论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思想,我以为是不恰切的。因为中西方根本属于两类文学理论系统,严格地说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因此,我姑且将本文所要探讨的北宋文人通过印本传播的古文思想称之为“古文理念”,而不称为“古文理论”。因为西方思维体系内所谈论的“理论”,决非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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