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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15)

  鉴于此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设想:假设世上真有上帝,且其慧眼千古以来一直关注着人间。那么,上帝在天界应该看到人间曾拥有这样的雕印历史——中国印章在先秦即已出现,而碑拓技术又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图案文字既能刻于金石,自然也可雕印于泥、木。由是,随着凸版印花、夹缬雕板始用于民间布帛印染,一旦东汉以来的纸张质量得到提高了,则历日、佛像、佛经等亦可雕板印之。人类对于这项技术每一次突破性的运用,想必会令上帝感到惊奇。尽管当事人当时无法深刻理解每一次的雕印进步对于人类未来文明的影响,其“刷印意识”也竟然一再迟缓发生。印刷先驱们将印章、模版精细地雕刻,在布帛和纸张印上各种花纹图案,然而执著于当下精细的人们,一时还难以看到文字印于纸张对于人类社会将有更为巨大的功用和影响。(80)于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位思想豁亮的唐朝人(或者时代更早的某朝人),不经意地将纸张覆于夹缬印板或雕有佛像的印板之上,遂产生纸张刷印的念头。只因史籍没有记录,上帝也忘了这项伟大发明诞生的准确时日,印刷术诞生的时间表遂成了一本糊涂账。美国学者卡特据已发现的一个装有捺印用小柄的印模,认为“如有一些有发明天才的人,有一天想到把他的印模翻转向上,用纸复在上面,再用帚拭,以后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进而随意印刷任何大小的印像;也可以一帆风顺地进而作技术上的改良,使这种新的发明成为一种推进文化的力量。”(81)此后,时光又逾数百年,一位长期从事雕板制作的刻工在频繁遭遇“错字毁版”的情况下,萌发了“活字”刷印的念头。这样的情形,恰巧由宋代叫沈括的学者将之记录在一本名为《梦溪笔谈》的书里。如此,刻工毕昇的名字就与“活字印刷”有了关联,而活字印刷产生的年代也由此可定为北宋。

  因此,对于印刷产生于东汉、魏晋、六朝、隋朝等说法,考察学者所举之证据,我们认为多站不住脚。关于印刷术的产生,长期以来人们存有种种猜测和疑问。以我们所要讨论的印本文学问题考虑,现在较能接受的说法中,排除民间不成熟的拓印(刊刻)技术存在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成熟的纸张雕版印刷及其范围更广泛的应用应该出现在晚唐,而不是中唐。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将考察书籍印刷对文学影响的时间起始点,定在晚唐、五代。

  【注释】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2)陈静:《浅论宋代出版对宋诗的影响》,《出版科学》2008年第2期。

  (3)(日)清水茂:《印刷术の普及と宋代の学问》,《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第707—719页,东京学会,东京,1997年。

  (4)李昌集:《文学的社会身份与文化功能》,《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5)同上,第11页。

  (6)按:文学意象既可指在文学创作中,艺术构思所形成的心中之象或“胸中之竹”,又可指文学作品中表现作家审美理想的高级意象。

  (7)按:英伽登认为,“当我们‘无声地’阅读文本时(没有出声地念词,即使是很轻地念),我们的理解一般不限于仅仅看见书面符号的书法形式,就像我们不懂中文的人看见中文符号一样,或者像我们看到一幅画(例如阿拉伯图案)而丝毫没有想到它也可能是一种书面信息那样。一般充分了解某种语言的语音形式的读者会把无声地阅读同在想象中倾听相应的语词声音和说话韵律结合起来,但对这种倾听并未特别介意。”详见(波)罗曼·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8页。

  (8)同上,第17—20页。

  (9)(美)肯尼斯·R·奥尔森:《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英译者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页。

  (10)朱立元:《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11)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12)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5页。

  (13)按:欧阳修《六一诗话》载:“唐之晚年……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雕琢……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详见[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14)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9页。

  (15)按:“神用象通之象,是情貌结合、情景交融的象,所以称为意象。”转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9页。

  (16)对于情感与理性,庞德称之为“情感和理智”。关于情感的产生,按朱熹所说,“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未动已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底。”详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1986年版。按:由朱熹所言可知,情感产生与个人的具体经历相关,是个体与外物接触后的结果。而“智”则代表人类独有的“理性”。理性又构成概念,概念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处理、概括和整理知识的原始材料,也使个人过去的经验得以抽象成为知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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