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长编》（卷134）载，“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欧阳修参与其事。
（6）《续资治通鉴》（卷45）载，庆历三年夏四月，“己酉，以馆阁校勘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初，王素、余靖、欧阳修除谏官，辞多激劝。三人者以其诗荐于帝，寻有是命”。按照《续资治通鉴》（卷47）记载：“（晏）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数论事，或面折之，及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奏留修，不许。”
（7）《续资治通鉴》（卷46）载：“（庆历三年九月）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曰：‘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丙戌，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实》。……辛卯，同修起居注欧阳修，请自今后，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门，俟修注官出，面录圣语；从之。”
（8）《续资治通鉴》（卷46）载，庆历四年，欧阳修作《朋党论》反驳夏竦所论。“于是为党论者恶修”。
（9）《续资治通鉴》（卷47）载，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等人既罢，欧阳修上疏为之辨诬。“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是年，欧阳修贬滁州。
（10）《续资治通鉴》（卷54）载：“（至和元年七月）戊子，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今河南商丘），以母忧去，服除入见，帝恻然怜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恐修复用，乃伪为修奏……修坐是出。修在铨曹未浃旬也。……初，欧阳修罢判流内铨……而宰臣刘沆亦请留修。戊申，命修刊修《唐书》。”
（11）《续资治通鉴》（卷55）载：“（至和二年）六月，己丑，以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翰林侍读学士，知蔡州，知制诰贾黯知荆南，皆从所乞也。……已而修及黯皆补外，殿中侍御史赵抃言：‘窃见近日以来，所谓正人贤士者，纷纷引去……又闻欧阳修乞知蔡州，贾黯乞知荆南府。……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职，留为羽翼，以自辅助。’知制诰亦以为言，修、黯遂复留。……庚戌，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从之。夏卿，晋江人。”
（12）《续资治通鉴》（卷56）载，嘉祐二年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
上述记载显示，在天圣九年以后，欧阳修秩满回京得以任馆阁校勘，全仗王曙的推荐。王曙推荐的原因则是看重欧阳修的文才。据《长编》（卷114）载：
始，钱惟演留守西京，修及洙为官属，皆有时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游饮无节，惟演去，曙继至，数加戒敕，尝厉色谓修等曰：“诸君知寇莱公晚年之祸乎？正以纵酒过度耳。”众客皆唯唯，修独起对曰：“以修闻之，寇莱公之祸，正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终不怒，更荐修及洙，置之馆阁，议者贤之。
而此后，欧阳修又受晏殊知引，擢为五品谏官。这段时间欧阳修两度遭贬，而其文学创作尤其是古文创作又多与其政治活动有关，“所以他的文章常有震撼人心的魅力”(80)。如他早期的作品《与高司谏书》，即是一篇杰作。其中“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一语，曾经惊动京师朝野，一时间成为广为传诵的名句。此后，还有其作为谏官职责所作的《朋党论》，也是铮铮有声，传播甚广。
庆历五年，范仲淹等人罢官而去后，欧阳修在京城的处境并不是太好。王志坚《四六法海》（卷3）载：“庆历三年，公知谏院，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公，诏特除之。”至和元年，欧阳修所以能留到京城修唐书，皆是皇帝怜其老，又有宰臣刘沆请留之故。在当时政治旋涡中，仁宗皇帝对于欧阳修的任用采取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即通过委以欧阳修修史的闲职，最终达到逐步提拔的目的。这段时间，欧阳修真正有大影响的古文作品，应该就是庆历六年在滁州写就的《醉翁亭记》。
因为按照《欧阳修年谱》记载，欧阳修自称“醉翁”的时间是庆历六年（1046），那么这个关键时间就应该出现在庆历七年（1047），欧阳修成功写出《醉翁亭记》之后。离开滁州后，欧阳修开始官运亨通。庆历八年（1048）正月，转起居舍人，以知制诰知扬州；皇祐元年（1049）正月，移知颍州；皇祐二年（1050），改知应天府兼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司事；皇祐五年（1053），欧公谋镂板《河南先生文集》。护母丧自颍归吉州。至和元年七月，仁宗皇帝先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随后，又命其刊修《唐书》。至和二年六月，仁宗皇帝以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翰林侍读学士。嘉祐二年，又命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欧阳修自庆历五年至滁州贬所，庆历六年写就《醉翁亭记》之后，其官职开始稳步上升。这是否与其优秀古文作品的传播和影响有一定关系呢？不得而知。然据史载，庆历八年，当欧阳修调离滁州时，当地人的确将其所撰《醉翁亭记》一文模勒上石，以期永传。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一文，也记载道：“醉翁亭在琅琊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81)此文通过水陆商旅传播开后，闻名而至滁州观览醉翁亭的大有人在。欧阳修在《醉翁并序》中记道：“余作醉翁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闻而往游焉。爱其山水，归而以琴写之，作《醉翁吟》三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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