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阳修，另一个敏感的时间是从欧阳修至和元年（1054）奉诏入京至嘉祐二年（1057）他奉命知贡举，拔擢三苏及曾巩，抹倒太学体举子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欧阳修在京城拥有怎样的名声呢？
北宋释惠洪《嘉祐集序》记载一事：“（僧人契嵩）因却关著书，以考正其祖宗所以来之迹，为十二卷，《辅教编》三卷，又列《定祖图》一面。书成，携之京师，因内翰王公素献之于仁宗皇帝，又为书以先之。上读其书，至‘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叹爱久之，旌以‘明教大师’之号，赐其书入藏书。既送中书，时魏国韩公琦览之，以示欧阳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又以护宗，不喜吾教。及见其文，乃谓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之。’师闻，因往见之，文忠与语终日，遂大称赏其学赡道明。由是师之声德益振寰宇。事竟，遂买舟东下，终老于山林。”(83)
此段记载，说明了这样一些事实：第一，北宋僧人欲倡导其教，积极推动儒佛合流。由契嵩所云“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之语，以及释惠洪对契嵩逸事的叙述，可知僧人渴望结识当时以儒道文章自任的欧阳修。第二，契嵩的名声和著作文章的传播从京城开始。契嵩书成，携至京师的目的，我以为有二：一是为了昌隆佛教；二是为了使世人知其声名。不然，当不至于“因内翰王公素献之于仁宗皇帝”，也不至于“师闻，因往见之”。
对于本文来说，值得关注的是契嵩入京师的时间。现在，关于契嵩入京的时间有两种说法：
（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52）、《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90）以及《镡津集提要》皆云契嵩入京在皇祐年间。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52）记有《镡津集》二十二卷。其下详载曰：“宋释契嵩撰。契嵩，姓李氏字仲灵，藤州镡津人。庆历间居杭州灵隐寺。皇祐间入京师，两作万言书上之。仁宗赐号明教大师。寻还山而卒。”
（2）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第五章《北宋古文运动与佛教》一文，称契嵩到京师的时间是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六日。这一时间从何得来？文中没有注释。然据祝尚书文中所引，与契嵩此次入京相关的原文，亦是《镡津集》之内容。遍查《镡津集》，于《镡津集》（卷9）有“契嵩嘉祐之辛丑岁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辅教编进。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赐入大藏，使与经律偕传。盖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钜公躬屈详阅佛教光贲，虽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辈岂不荣且幸，宜何以报其大赐？还吴之三年，吴郡人有曰曹仲言、苐玘仲彝者，乐闻其胜事，乃募工于其明之万寿禅院施财镂板，仰赞国家之鸿体也。传法觉初守坚知一详较善慧宗遇。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题（出《正宗论》）”字样。后段紧接又有契嵩《再书上仁宗皇帝书》一文，开首即云“十二月日，杭州灵隐寺永安兰若沙门赐紫臣僧某，谨昧死上书皇帝陛下”(84)，未知是否针对的就是“嘉祐六年十二月日”？
皇祐元年（1049）距嘉祐六年（1061）有十年左右时间。两种说法，未知孰是？按记载时间先后推断，当是“治平改元题字”为先，契嵩入京时间应该算作“嘉祐六年”。结合《欧阳修年谱》记载，皇祐年间，欧阳修不在京城。至和元年（1054）五月，方才入京就职，到嘉祐七年仁宗暴崩，直至治平四年，欧阳修一直在京城担任要职。这与惠洪所记暗合。说明契嵩在京师的这段时间里，欧阳修正好就在京城任职。又按惠洪所云，欧阳修当时在京城的名声是“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这与欧阳修至和二年奉诏入京修唐史，嘉祐二年主持科考等事实相符合，说明祝尚书所引“嘉祐六年十二月六日”上书的时间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契嵩完成使命后，离开京城回到了杭州。据其友释文莹所撰《湘山野录》（卷下）记载，契嵩于熙宁四年没于余杭灵隐山翠微堂。(85)
事实上，正如祝尚书所说的：“当时古文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古文家排佛的声势浩大，石介写了著名的《怪说》三篇，猛烈攻击佛教。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一般学子及士大夫都不敢提佛了。欧阳修这时也已登上文坛，他的古文理论，同样主张排佛。”(86)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见契嵩呢？欧阳修见契嵩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契嵩的文章“学赡道明”。“学赡道明”又是什么？我认为，它不是对宗教或文章骈体的赞美，而更近似于对契嵩文章“言之有物”，“道胜者文不难自至”的赞赏。这与欧阳修对于优秀古文的评价如出一辙。由此，将上述记载结合仁宗皇帝至和元年诏欧阳修回京修唐史，以及嘉祐二年委任欧阳修知贡举的举措，我们可以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欧阳修见契嵩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契嵩对“佛道”（理想）的明确执著，而其文章又能将“道”与“文”较好结合。由此可知，欧阳修当年“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的名声，乃是北宋古文革新领袖的名声。
我们看到，从庆历八年转官到嘉祐二年知贡举，朝廷对欧阳修一系列的提拔举措，皆不是因为欧阳修政绩出众造成的。(87)尽管有人说欧阳修在滁州、扬州推行“宽简无为”的治理，就是他最好的政绩。苏辙也称赞欧阳修当年的治理措施是“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88)，然而我依然认为这并不是欧阳修什么出色的政绩。而据《欧阳修年谱》记载，庆历六年（1046）欧公贬滁州不久，即在滁州丰山上建丰乐亭。琅琊山上建醉翁亭，并自号“醉翁”。同时也创作了著名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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