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功绩，一方面在于他形成了较为合适公允的北宋古文创作理念；而另一方面则在于“欧阳修培养了大批人才，形成了虽松散而才能却无与伦比的‘欧门弟子’古文集团，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后继乏人的局面，所以古文运动能够在他去世后继续发展，而在杰出的继承者苏轼的主盟下最终完成，宋代散文因而全面繁荣，风格也最终定型”(129)。
承前所述，欧阳修、苏轼两人在北宋不仅形成了适合时代的古文创作理念，而且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典范文章作品，聚拢了一批古文追随者，形成了群众性运动的“厚势”。正是由于欧、苏等人的印本书籍文本在社会上的大量售卖传播，造就了他们在社会有了广泛影响的“文名”。如此，在欧、苏等人声名鹊起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社会对他们所倡导的“古文”有了更多的认同。
书籍版印客观上造成了欧阳修、苏轼的文学名气传扬海内外，在前面论述已列有具体事例，此不赘言。除了北宋人章元弼因读苏轼《眉山集》有雕本，废寝忘食，疏远妻子，最终与其妻陈氏离婚的故事，东坡诗文在当时的传播流行更有甚者。《曲洧旧闻》（卷8）载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无怪曾有一日，欧阳修与其子欧阳棐论文及坡公时，欧阳修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曲洧旧闻》卷8）随着苏轼集子在社会上版印愈多，传播愈广，从北宋中叶延续到南宋，社会上甚至有了“欧如澜，苏如潮”；“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的说法。一时之间，欧阳修、苏轼之文成了秀才们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南宋人陈鹄所撰《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也有记载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如何才能做到“熟看”呢？自然是购买、抄写或借阅此四人书籍文章，以便刻苦攻读了。由此想见，欧、苏古文印本书籍的流行，必然刺激、吸引了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投身到模仿学习创作“古文”的道路上来。一旦从事古文创作的队伍壮大到一定程度，北宋古文革新活动成为一次切切实实的“古文运动”也就名实相符了。
我们前面谈到过，北宋的古文印本书籍传播基本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块。官方出于国家安全和党禁的需要，对于文臣的诗文集子的印刷发行控制颇严。北宋大观年间，故相王珪之子王仲修欲镂其父家集，就必须要皇帝审批，才能板印发行。(130)然而，北宋古文印本书籍的发行在民间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以苏轼古文印本书籍传播为例。在北宋期间，官方对于苏轼诗文集子印刷并不热心。相反，由于当时社会对苏轼的诗文喜好，坊间出于射利的需要，对于苏轼诗文集的印刷、售卖一直都很活跃。在《北宋古文书籍印行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集子就有五、六种之多。曾枣庄也说：“苏轼是北宋最有魅力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拥有大量的读者，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很多人为他编辑、刊刻过各式各样的集子。”(131)苏轼集子即便是在乌台诗案、元祐党祸期间，其在社会民间的印行传播一直都很兴旺发达。
因为按照通常的看法，北宋古文运动从北宋初期柳开发端，一直延续到北宋末期，而苏轼又是北宋中后期古文运动的盟主。所以考察苏轼古文印本书籍的情况，对于充分了解北宋古文印本传播与古文运动的互动关系必将有所帮助。
苏轼作品印本简表
按照苏轼书籍印行的情况，现在可以明确苏集最早刊行的是熙宁末在社会上印板发行的《眉山集》。关于《眉山集》的传播情况，有两条不同的记载。第一条记载是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说熙宁年间曾有其兄印本《眉山集》传播契丹国。第二条记载是李廌《师友谈记》中谈到章元弼曾有雕本《眉山集》之事。曾枣庄根据第二条记载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考证《眉山集》雕印刊行最早在熙宁八年，最晚在元丰二年（1079）。(132)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云：
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曰：“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
按照相关历史记载及《苏辙年谱》，苏辙北使辽国的时间是在元祐四年（1089）。这说明，至少在北宋元祐四年以前，北宋民间已有苏轼印本书籍传入辽国。另外，又据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据《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卷200）记载，张芸叟奉使辽国的时间“皇朝元祐甲戌春”。如果记载属实，那么甲戌指的是农历年，那么这一年指的是元祐九年春（1094）。而按公历计算这一年五月以后改年号称为绍圣元年。那么，张芸叟在辽国见到《大苏小集》时，至少说明苏轼的诗集在元祐九年以前就有了。而与苏辙所见不同的是，这种名为《大苏小集》的书籍却是辽国自己坊间刊刻的。
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因“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京，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涉及苏轼杭、密、徐、湖四州的诗文，其中主要是通判杭州和知密州时的诗文。这些诗文惹出祸端的原因，都是因为当时民间广泛传播苏轼所著的一本名为《钱塘集》的印本书。苏轼的对头们从中发现了可以用作攻击苏轼的证据。据曾枣庄考证，此本名为《钱塘集》的书“编于元丰初，熙宁年间可能还有人印行过”。《乌台诗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札子》也证实说：“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世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世者进呈。”而苏轼在《答陈师仲书》中又说他“从来不曾编次”过自己的诗文（《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非别集，而带总集性质）。很明显，《眉山集》、《钱塘集》都是他人，尤其是民间坊刻自己编次，镂版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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