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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167)

  另外,当年御史台的舒亶等人为了置苏轼于死地,也曾把苏轼文“印成四册,谨具进呈”(《乌台诗案·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如果这四册要作为苏轼定罪的证据,我更愿意相信御史台舒亶等人当时应是从坊间方便地弄到现成的苏集印本上呈。如若要他们自己印刷,要印成四册,也只有坊间专业人士帮助才能完成。以这样的揣测,可以想见当时坊间具有怎样的印刷制作能力,只要他们(坊间)想印行,无论印何人的书籍都应不成问题。关键的是所印的书籍要能获取相应的利润。

  据相关史料记载,苏轼古文印本书籍的印刷及传播时间,一直延续至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四月,就在苏轼死后不久,徽宗即下诏毁苏轼诗文集印版(《续资治通鉴》卷88),但这样的禁令,执行起来效果并不看好。据费衮《梁溪漫志》(卷7)记载: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这里,毁板禁令执行效果不佳的原因,当然是人们对于苏轼诗文喜爱的缘故,然而更重要的是官府对于苏集版印的源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为苏集基本上是坊间印行,利益所在,要想完全杜绝,禁止其发行是十分困难的,王明清《挥麈录》(卷3)有一则记载可以佐证。其载曰:“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李)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寒,止因刊苏内翰、黄学士(庭坚)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那么,为什么北宋坊间如此喜好版印苏轼诗文集呢?当然是因为苏轼诗文在当时就拥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又因为苏轼是自欧阳修后,代表北宋古文创作最高成就的人物,其在北宋社会有很高的知名度。关于这一点,曾枣庄也说:“苏轼诗文被书贾大量刊刻,除反映了北宋印刷业的发达外,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引人的艺术魅力,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这就是苏轼一生虽屡遭贬责,作品虽被严加禁毁,却仍获得广泛流传的原因。”(133)的确,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的文人学子对于苏轼文章有特别的喜好,坊间才把苏轼文章书籍当成版印售卖的首选。因为售买活跃,有利可图,由此才出现了众家争相刻印苏集的情况。

  只是社会上坊间多家印行,难免要造成社会上印行传播苏集,质量上有参差不齐的现象。是故,苏轼在《与陈传道书》中也无奈地说道:“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以公过取其言,当令录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134)

  然而,不管怎么说,苏轼诗文集在北宋期间印版发行的状况,充分证实了苏轼诗文在北宋社会上长期都有一个较为广泛的接受群体。正是这些人出于学问、崇拜、科举等方面的需要,在不断地催促着苏轼印本书籍的长期出版发行。苏轼印本书籍民间广泛售卖传播的情况,恰恰说明苏轼文章的影响力不是来自官方的有意推动,而是民间符合社会规律和市场规律的流行。其中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因为社会上对于苏轼诗文有旺盛的需求,所以才导致坊间大量印行苏轼诗文书籍;另一方面,由于苏轼印本书籍在市面上的广泛传播,又反过来促进了苏轼附载于古文作品的古文创作理念在社会上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如此互动反复,加上科举的因素,才导致了从北宋中叶至南宋,在士子文人当中出现了所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民谚俗语流传。至此,北宋古文印本书籍的流传与古文运动的互动关系可证矣。

  结 语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书籍刊刻对于北宋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它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兴传播媒介对于文学传播方式的不同以往的改变。其次,它在技术上的先进性促使它对于某种文学风尚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和加速的作用。具体到书籍刊刻对于古文运动的影响,即是它通过比以往媒介更快速、更便捷、更廉价的优势,把北宋文学家的优秀古文作品以印本的方式传播社会,广泛地散布了欧阳修、苏轼等人成熟先进的古文理念,从而客观上壮大了北宋从事古文创作的队伍,使北宋古文革新真正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古文运动”。至于书籍刊刻对于北宋诗、词等文学样式的影响只能留待续集讨论了。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应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一定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我们必须去掉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代替它。”(135)在文章即将完毕之时,忽然忆起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这句话,似乎很可表明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构思之初我的确准备用“描述”来完成这本书的。只是这尘世间烦人琐事太多,又有太多的不确定,以至于写到最后艰难的时刻,我唯有把持住一个“必须完成”的信念,而忘却了其他。其中所“忘却”的,或许就包括了当初的“描述”。现在看来,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为自己的文章预设了“前提”和“假设”。这个“预设”就是“北宋的书籍刊刻”一定与“文学”,与北宋的古文运动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直观地说就是“书籍刊刻”对“文学”及“文学运动”有影响。于是,在“描述”这样的“影响”时,我还是用到了一些“假设”和某种现成的“理论”,有时甚至还过多地使用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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