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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19)

  (76)《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载:“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或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灭。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77)《云仙散录》印普贤像条引《僧园逸录》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按:有学者从普贤崇拜的形成和玄奘本人的宗教信仰两个方面分析,认为玄奘“印普贤像”是不可能的。详见曹之、霍艳芳:《玄奘印普贤像质疑》,《出版发行研究》2009年第3期。

  (78)葛洪:《抱朴子·登涉篇》附有“入山符”、“避虎狼符”,另有“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此印以枣之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戴之,甚有神效”。详见葛洪:《抱朴子内外篇》卷四,四库全书本。

  (79)苏勇强:《元稹“模勒”续考》,《晋阳学刊》2006年第1期。

  (80)作者按:事实上,人类生活地上,无法站得更高。由于视野有限,或思想有限,每个人至多只能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到有限的甚或是片面的“智慧”与“深刻”。古今中外的哲人,如孔孟、老庄、柏拉图、尼采都拘于自己的片面的智慧与视野,尚不能做到思维转向,何况那些惯常使用印章、夹缬印染的平常人,期待他们“印刷意识”的萌生绝非易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印章至雕版的诞生,其技术并无重大突破,都是将图案、文字刻于金石泥木之上,它们之间只有或主动或被动,或印于泥膏、布帛,或印于纸张的差别。故若印刷技艺本身而言,其早在印章出现的先秦时代就已初具其形,不过那时印出的成品称作“泥封”。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旦有适合刷印的纸张出现,人们又能“思维转向”地将原用于泥封、布帛印染的这项技术运用于纸张,真正意义上的“印刷术”才宣告诞生。由于雕版技术早已存在,因此自有纸张以来,唐宋以后诞生的“雕版印刷术”更应该科学地称之为“纸张印刷术”。

  (81)(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3页。

  第一编 五代十国至北宋:印刷文化传承

  事实上,晚唐五代的社会状况由于时代混乱、资料缺乏,欲详实研究往往易流于奢望。于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常常是史必曰唐宋,文必曰诗词,而对于中国历史上过渡时期的历史和文学,往往重视不够。人们常常忘了唐宋之间曾有五代十国,忘了宋元、元明、明清之际均有新旧交替时期。而文学常常就在这段时期内,或呈现出异彩,或为即将到来的兴盛准备了条件。五代十国的经济、文化对于北宋文学的影响,正体现了作为过渡时期所拥有和呈现的蕴蓄。具体印本刊刻而言,五代十国实为北宋文学兴盛奠定了书籍、人才、文化和制度传承,以及纸墨印刷技术等前提条件。

  据《宋史》记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1)而《五代会要》、《册府元龟》等历史文献亦可证实,五代十国确是中国文学作品由抄本时代转入印本时代的特殊历史时期。相比以前,这一时期印刷的显著变化是出现了较多与文学作品相关的刊刻事例。例如:五代时和凝曾自刊文集,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2)乾德五年,前蜀僧人昙域雕印其师贯休的诗文集,题号《禅月集》。(3)而南唐刘绮庄则刻有《绮庄集》十卷。(4)此外,在这一时期,南方闽地还有商人刻印徐夤的诗赋在市场上售卖。由此可见,有确切年代记录的诗文专集始现于五代。(5)

  至于中国古代较早文学印本的证据为何不出现在唐代,反而集中出现在社会动荡的五代时期?其中原因,我以为首先是人们对于印刷的“革命性应用意识”,经过中、晚唐的历史过渡与沉淀,最终在五代时得以“历史觉悟”的必然结果。其二是当时社会或个人(世界、作者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传播有了更迫切的需求,而凭借传统抄写方式已无法全部满足当时社会与个人的双重需要,由此催生了文学作品的雕印售卖,这也就造成了所谓“雕版印刷技术在初唐时期虽已产生、应用,但大量用于诗文作品的印刷已是宋代以后的事。”(6)相关论述我们在《引论》中已有涉及,此不赘言。

  在晚唐五代的诸多印刷事实中,尤其值得关注和凝一例。和凝是五代时期著名的文臣,先后仕于后晋、后唐等朝,曾官居宰相之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得不戒之乎?”(7)

  关于曲子词,任半塘先生考证,“依据历史肯定唐、五代342年间的歌辞乃曲子和大曲二体”,而曲子词并不是指赵宋词业的“词”。总体而言,宋词起源于唐曲子,唐曲子创始于隋燕乐。此外,“‘曲子’不但名目和‘词’不同,连性质上二者也迥别;曲子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由于唐曲子词的曲牌名目广泛出现在唐、五代民间书手笔下,有较强的民间性”(8)。所以,像和凝这样一位精通曲子的文人,一旦做了宰相高官,出于名声考虑,他便专门“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而,即便是这样,和凝的名声还是被艳词玷了清白,终得了“曲子相公”的雅号。名声已被艳词玷了清白,就免不了要以雅言作品的有效传播来补还。因此,或是考虑个人“声誉”,以及“讳其名,又欲后人知”(9)的缘故,和凝敏锐地发现了书籍版印对于“立言流芳”的好处。在和凝版印文集的同时,天福五年(940),后晋石敬瑭喜好《道德经》,曾命道士张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版,又“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旧五代史》卷79)此外,据宋刻本《颜氏家训》所附沈揆《跋》云,《颜氏家训》流传至南宋,除了蜀本、闽本,还曾有过“五代和凝本”(10)。由此可证,和凝当年雕印文集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参与多项雕印活动中的一项。由于和凝乃是五代文人版印个人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所以备受学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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