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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_苏勇强【完结】(20)

  社会与个人需求的相互结合,一旦突破了纸张印刷仅限于佛经、历书的“惯性使用”(11),人们对于印刷的“突破性应用意识”也由此产生。因“尤好声誉”,和凝将原来广泛用于历书、佛经、道经的版印方法用于自己作品刷印,将自己“拿得出手”的文集作品勒成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旧五代史》卷127),以期实现自己“立言流芳”的愿望。而和凝、贯休等人的文学印刷在这一时期较为集中地出现,以现有证据材料而言,恰也证明了书籍刊刻对于文学的影响应该始于五代。

  第一节 五代藏书与印刷传统

  谈到书籍刊刻对于文学的影响,在五代混乱的历史时期,首先最需关注的就是印刷所用的文学母本的收藏和保存问题。毕竟,以当时的印刷成本和客观条件,有价值的文学母本才是书籍印刷初期最需要刷印出来的。为什么佛经、九经等书籍在五代时期得以大量印行,主要原因当然是社会需求对这些书籍予以了优先选择。如此试想,若在印书之前,这类经书典籍的母本没有得到妥善保存,其雕版刷印又以何为蓝本呢?以儒、佛经典的浩瀚篇帙,依靠口传身授显然不太可能。正是由于藏书对于保存印刷母本、推动印刷影响文学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关注五代藏书,直接地说就是关注北宋印刷的传承与发展,间接地说则是关注书籍印刷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诚然,五代时期由于“干戈兴,学校废”,导致“礼义衰,风俗隳坏”(《新五代史》卷34),五代十国的文化建设和书籍积累由此受到极大的影响。对此,五代孙光宪说:“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12)而欧阳修也曾叹息:“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这一时期对于书籍延续保存所起的特殊历史作用。因为面对当时混乱局势,五代时期的有识之士还是充分意识到书籍在文明传承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所以即便是身处乱世,他们仍不忘搜集、整理图书。《旧五代史》(卷10)记载:

  (龙德元年二月)壬申,史馆上言:“伏见北齐文士魏收著《后魏书》,于时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齐,书不获就,乃大徵百官家传,刊总斟酌,随条甄举,搜访遗亡,数年之间,勒为一代典籍,编在北史,固非虚言。臣今请明下制,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寮,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候史馆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与中书门下文案事相符会,或格言正辞询访不谬者,并与编载。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国之耿光;孝子顺孙,获记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见乎殷纪,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庸委任,获领监修,将赎素餐,辄干玄览。”诏从之。

  此段文字记载见于五代后梁末帝时期。当时史臣有感于战乱时期书籍难以保存,向皇帝提出了这个建议,结果是建议获得批准。此建议的中心意思是希望本朝效仿北齐,由皇帝下令将臣僚平日所涉家传、公文、章疏文词等编录送交史馆,以备史馆编撰的不时之需。该建议提出的原因是“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又恐今后祖先事行源流及德业遗失难考,而史臣难脱失职之嫌。类似的记载亦见于他书,如《五代会要》(卷18)记载,后晋天福六年(941)监修国史赵莹奏曰:

  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近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既阙简编,先虞漏略。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请下中外臣寮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臣与张昭等所撰《唐史》,祗叙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

  赵莹有此建议,盖因当时形势险恶,导致“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谬”的缘故(《新五代史》卷38)。为了避免史实、故事的散亡,他提出了官方购求、民间征集和进纳等保存史料的具体措施。这些记载说明,一方面即便处于乱世,有识之士对书籍保存仍然相当重视;另一方面,五代的混乱形势也为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预留出了空间。

  五代史家之所以有书籍收藏、保存之忧,盖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的关系,国家和私人所聚集的书籍皆有可能因战争的胜负,而随同国家或个人的命运一道流转散亡。譬如,当年嗜书如命的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就因为战败,导致多年所聚的数千卷书籍,落入后梁皇帝朱温的手中。(13)《旧五代史》(卷3)载:“(开平元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杨师厚进纳赵匡凝东第书籍。先是,收复襄、汉,帝(梁太祖)阅其图书,至是命师厚进焉。”(14)而我们熟悉的南唐后主李煜,也是在城陷之时,将宫中书籍万卷尽皆焚毁。据宋马令《马氏南唐书》(卷5)记载,南唐“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国主(李煜)尝谓所幸宝仪黄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及城陷,文籍尽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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