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选》的刻印，也有直接证据说明其与科举的互动关系。据史载，隋唐以来，由于儒家经典刻印为国子监垄断，伴随科举以诗赋取士，“文选学”悄然自江淮一带兴起，趋利的民间书籍刊刻开始涉及官方疏漏的领域，由是《文选》、《初学记》这类关乎诗赋写作的书籍得以在民间率先版印。
《文选》成为唐代科举士人学习诗文的范本，有一个历史自然的过程。从相关史料记载看，最早研究《文选》的是隋代的萧该，稍后江淮扬州、润州等地成了“文选学”兴起的源头，其学问人物中尤以曹宪、李善、许淹、公孙罗等人为代表。以下所列数条记载，颇可证实。
《旧唐书》（卷189）载曰：“曹宪，扬州江都人。……太宗徵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所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9）亦载曰：“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李袭誉荐之徵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智明。”
宋钱易《南部新书》（甲卷）载曰：“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撰《文选音义》十卷。罗，唐初人。”
宋孔平仲《续世说》（卷6）记载：“高宗以裴行俭工草书，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
依据《文选》为诸家所注并得以教授普及，尤其是唐高宗命裴行俭以绢素草书《文选》的史实，可知《文选》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自贞观始，随着曹宪、李善等人相继登用朝廷，唐代社会朝野逐渐形成了一门专有的学问——“文选学”。
《文选》在唐代成为专门之学，原因一是由于《文选》收录了先秦至梁的诗文，更适于士人阅读诸家代表作品。二是由于其中的诗赋文章更切合唐代士人应对科举考试的需要，所以“文选学”在唐代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
清赵翼说：“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30)事实上，按有关学者考证，科举以诗赋取士早在隋朝就已存在，唐代只是继承了这一考试制度。今人何易展认为：“从《隋书》列传记载薛道衡、杜正玄、李德林等入仕经历来看，在隋代诗赋之优已是入仕的条件之一……隋代试举已兼采表论与诗赋。至于王定保、赵翼、徐松等认为的永隆二年或神龙、开元间始‘试杂文’，‘以赋居其一’，大概主要就是指进士科的常科而言。”(31)
无论如何，唐代“文选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质是唐代科举实用“文、赋学”与“诗歌学”的合成体，而《文选》在当时无疑就是一部科举考试的备考教材。因为这个缘故，李善当年因为注《文选》甚详，在朝廷得到“赐绢一百匹”的赏赐，而其《文选注》一书则获得“诏藏秘阁”的待遇（《旧唐书》卷189）。此后，即便是在李善失势后流落民间，其居留汴、郑之间仍可以“教授诸生”《文选》为业，而他教授《文选》所取得的成绩居然是“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新唐书》卷202）。从这一例证，我们可以看到“文选学”在唐代巨大的影响力。对此，闻一多也评价说：“《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32)由于唐代社会对于《文选》学习的重视，乃至于仕途坎坷的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也叮嘱儿子要“熟精《文选》理”。鉴于《文选》对于科举的重要程度，唐朝以后，此书几乎成为士人必修的课本。这一传统流传至宋代，就有了所谓“文选烂，秀才半”的宋代谚语。由此可知，毋昭裔刊刻《文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文人科举的需要。
由于“选学”的盛行，唐以后“诗学”一词的内涵也有了变化。一方面，作为“诗经学”的含义，它仍在继续使用；而另一方面，作为“关于诗歌（尤其是律诗）创作的学问”的新含义，也在逐渐构建与形成。关于唐代“新诗学”的理论构建问题，我们将在后文讨论，此不赘言。
因此，总结而言，五代国子监及民间、私人刻书的存在，部分抵消了战乱带给官方和民间藏书的损毁和灾难，也保证五代十国藏书能够维持一定的数量和水平，为即将到来的北宋王朝大规模的书籍刊刻奠定了母本基础，这一时期的印刷文化传承对于诗赋写作水平的提高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五代科举对书籍印刷的影响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