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土贡纸张简表
北宋时期，南方的造纸又上了一个台阶。据《评纸帖》载，除了传统的产纸地区，当时福建之福州、江东之饶州、淮南之真州六合县也都是生产纸的地方。《元丰九域志》载有淮南扬州土贡其纸。到了宋徽宗时，真州纸也被列成了贡品（《宋史·地理志》）。发展之迅速，令人嗟讶。程民生由此总结道：“（宋代）造纸业分布于南北方许多地区，以两浙、江东、成都、陕西以及湖北为发达。南方地区产地多，名气大，质量高，而北方地区之纸，没有什么著名者。造纸业的重心无疑在南方地区。”(75)
程民生描述的是北宋的情形，相比五代至宋初的政治经济形势，南方无疑更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主要产纸地区。北宋江南造纸业发达确凿的证据还有：（1）1175年以来，杭州的纸厂即雇用日工千余人(76)。（2）费著记载当时成都有蔡伦庙，岁时庙中香火不绝，而成都从事造纸业的作坊有数百家之多，集中分布在城南约五里的村子中。由于纸张需求量大增，当地农民中有许多人放弃种地到纸坊里去做工。(77)
五代至北宋时期，西蜀与江南地区造纸量大，说明官方和民间的纸张需用量较大，也说明这一地区与文字书写相关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根据上述情形，随之而来的推测是，北宋开宝年间雕印《大藏经》这样的大部佛经丛书，理应以西蜀及江南地区作为其首选。最后，之所以选择在南方蜀国开雕，除了印版、刻工技术等多方面原因，最要考虑的还应包括由此带来的巨大纸张耗费。试想，当时如果选择在开封（东京）雕印，需大量耗费纸张。以当时北方的纸张产量和质量衡量，显然难以维济。然而如果远从南方调运纸张，在经济（运费）上显然又不划算。四川成都曾是蜀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造纸业发达，恰能保障官府印书所需雕版和纸张供应的数量与质量。
成都雕板印刷历史悠久，在中晚唐时期就有印刷史实存在，唐代几个早期的印刷事实都出现在成都。加上在印刷工人及印刷技术上，成都都具备雕印这样巨部书籍的条件。充分利用西蜀传统印刷优势，而将京师和朝廷的精力更多放在国家政治、军事方面，宋太祖当时有这样的选择，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时具体情形是，除了应对北方契丹、北汉的军事威胁，北宋一直持续对南汉用兵，直至开宝四年才最终将其收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其中原因是，放眼中国，当时另一印刷繁盛地——杭州还是钱越属地，尚未纳入北宋版图。尽管当时钱越王对宋表示臣服，宋太祖对于在杭州刻印如此部帙浩繁、意义重大的藏经丛书肯定是不放心的。当时，江南另一印刷重地南唐相比于钱越，反叛的可能性更大。权衡之下，成都自然成了宋太祖当时最理想的选择。
这样的推测并非无稽。一条证据是，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但纸不佳。”叶梦得是由北宋入南宋之人，其说与杭州相比，京师的纸不佳。他说这话的时间应是在北宋末年，未及南宋。既然北宋末年京师的纸张质量仍是不佳，由此可见直至北宋末年，京师的大量优质用纸仍主要靠南方供应。南唐池州、宣州、歙州以及吴越国的杭州、越州、婺州、衢州、温州等地区，当时都是江南造纸十分发达的地区。
以此推算北宋初年，京师的纸张质量和产量定是更不如江南，由南方调纸或选择到南方印书应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方案。而考虑到纸张的运费与纸张的实际价格之差距，当时肯定是选择到南方某地印书，经济上更划算。反之，若以京师官家印书，必须依赖江南贡纸。虽然当时“江表內附，商旅南通”，但是为了防止出现江北重要物资输入江南，早在乾德二年七月始，宋太祖就曾宣谕南唐李煜，“诸处不令客旅过江，只于江北置务折博，凡有货币，但于彼处贸易”（《景定建康志》卷2）。由此判断，印刷如此巨帙，以北宋开宝四年，南唐、钱越尚未纳入宋朝版图的形势，显然既不安全也不现实。
相反，同处南方的西蜀早在乾德三年（965）纳入北宋版图，以此推测宋太祖最初的想法，除了印刷技术保证和印刷安全之外，由于成都又是蜀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造纸业发达，恰能保障印书所需的纸张供应。北宋初年，西蜀印刷所用的主要为皮纸、麻纸，以宋人叶梦得所言，蜀纸所印书籍在当时声名仅次于杭州刊本。除了书籍印刷外，西蜀发达的纸业在北宋初期还促成了类似纸币用途的“交子”的发行。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考》记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官府在四川设置的“交子务”，在宋太祖开宝三年在京师更设置为“便钱务”，令商贾交钱于务，由左藏库给纸券。(78)由此，可以设想，若《大藏经》在成都开印，一方面中央朝廷可将巨大的雕印成本负担放置西蜀，专力于当时国内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凭借蜀国优良的纸张及其发达的造纸业，一旦佛经开始刷印，想必能够应付由此带来的庞大纸张耗费。又据国内现存《开宝藏》残卷所使用的皆是硬黄纸(79)以及“目前全世界收藏《开宝藏》零卷不过十余数，大多为黄麻纸”(80)的事实，都说明以五代及北宋初年的造纸水平而言，按宋太祖开宝年间佛经印刷用纸选择，当以西蜀黄麻纸为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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